李经方被任命为钦差全权大臣

现在李鸿章已不得不对日本的提案或者全文表示同意或反对，或者是逐条表示同意，或者是逐条加以修改。但是他一开始就对我们的提案尽可能地避免发表明确的意见，以此来逃避责任。在此之前，恐因李的负伤而影响谈判的顺利进行，经日中双方内部商议，中国政府再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并在4月6日将此决定照会了我国政府。于是在4月8日，伊藤全权大臣将其召至自己的旅馆，责问他说，有关媾和条件的我方提案一周前就已交给你们了，中国使臣迄今为止还没有给我们任何答复，究竟是何原因？本月5日中国使臣递交的书函，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我方提案的答复，如今停战的期限，仅剩下11天了，徒然空费时日而导致战火再起，这绝不是彼我双方所愿意看到的，因此定明天9日为期，对是否接受我方的提案请给予明确的答复。对此，李经方回答说，目前我父子的处境极为困难，对此务请谅察，对于日本全权大臣提出的方案中的一半多内容，是可以作出答复的，我们已经草拟了一份文稿带到了这里，只是赔款和割地这两个问题，事关重大，在书面回答之前宜先行面商，进行更为充分的辩论和说明，彼此再加以修改定夺。对此伊藤全权大臣断然回答说，关于媾和谈判的程序和方法，应按日前陆奥外相所说的那样，中国使臣对我方的提案或者整体表示同意，或者逐条加以商议，现在却是对我提案的一部分作了确切回答，一部分却还要面商，对于这样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不过中国方面对我方的提案要做怎样的修改，当然是你们的自由，至于赔款的金额，上次中国使臣引用报纸上没有根据的报道想要削减金额，在割地问题上，提到了奉天和台湾中要保留一处，这样的修改，毕竟是超出了我们承受的范围，赔款即使能有小幅度的减少，但绝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削减，在割地方面，奉天和台湾都要割让，这点我先事先说清楚，以避免日后的误解。我们还是希望中国使臣能够深切地审察今日两国的实际形势，即日本是战胜国，中国是战败国这一事实，是中国先提出求和，而日本答应了你们的要求，才有目前和谈的局面，倘若不幸这次谈判破裂，一声令下，我们的六七十艘运输船立即就可搭载增派的大军，浩浩荡荡直赴战场，其结果，我都不忍说北京的安危会怎样，说得严重一点，谈判破裂之后，中国的全权大臣一旦离开此地之后能否安然进出北京城门都很难保证，如今岂是我们可以悠然商量、拖延时日的时刻？在中国使臣对我方的提案大致作出接受与否的明确回答之前，纵令再经过多少回面谈也绝对于事无补。听了伊藤全权大臣这番严厉的言辞，李经方应该也意识到了中方希望通过面商来拖延对赔款和割地这两个主要要求作为回答的战术毕竟是行不通了。当然他没有独自作出决定的权力。于是他回答说，现在我且先回去与父亲商量，总之会提出一个书面的答复，但我们的答复万一有令日本全权大臣不满意的地方，由此而引起日本全权大臣的激怒并导致谈判搁浅，使得九仞之功亏一篑，万一发生了这样的不幸，尚祈各位海涵。说罢离开了旅馆。

从李经方离开旅馆前对伊藤全权所说的一番话来看，他已经意识到了近日来尽可能讨好日本全权大臣以多少削减一些提案中的要求，因此自己尽可能少发表意见的良苦用意终究没有效果。总之，为防止谈判破裂，他已下定决心自己提出一份答复的方案，而且他一开始就已明白，这份答案绝对无法令我们满意。李鸿章为何害怕自己提出一份答案，无非是想尽可能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已。他在几天前就在与北京政府反复通电报，也是想听候政府的指示而避免自己单独做出决定。然而那个不负责任的北京政府，其发出的指示也是模棱两可，令人无法捉摸。也就是说，他现在就仿佛出于内外之间的三夹板，他自己和北京政府都在互相推诿责任，在此状态下，我方不断地催促他早日回答，他也认识到了再拖延下去很可能招致谈判破裂，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在4月9日向我方提出了一份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