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 不同流派中的全球化理论

在社会学领域，全球化理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以Wallerstein（1974，1980，1989，2011）的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s analysis）最具代表性。从历史来源上看，世界体系分析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批判了传统的“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系列不平等，因此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处于劣势。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即世界经济、国家政治和世界文明。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存在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核心”地带，以亚非拉为主的“边缘”地带，以及在中间起到过渡作用的“半边缘”地带，即“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核心国家对边缘、半边缘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进行不平等交换，将其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在政治上进行压迫，使其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文化上进行同化，使其发展长期受阻，遇到诸多困境。

在文化研究中，Appadurai（1996）的全球文化景观理论和Castells （1996，1997，1998）的网络流动空间理论是研究全球化现象的代表性著作。Appadurai认为流动性（flow）是全球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信息技术普遍应用和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文化趋同和全球文化异质性同时存在。Castells（1996，1997，1998）的网络流动空间理论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的重组，因此打破了原有标准化生产和集中化管理的组织模式，重新构建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是对原有固定城市社会活动空间的拓宽和延伸。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全球化理论为语言全球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网络的普及，语言使用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特点。在语言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中，语言全球化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将批评性话语分析放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讨论，使之成为一种语言全球化理论；Heller（1999）通过加拿大一所法语学校的民族志研究讨论了语言的商品化问题（commodification）；Coupland（2003）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对相关语言全球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Kress（2003）讨论了新媒体时代不同的读写方式（literacy）对语言、语言使用者以及社会的影响，并提出了全球视角下的多模态研究（multimodality）；De Swaan（2001）构建了一个语言研究的全球化理论框架，即全球语言体系（global language system）。

Blommaert（2005，2010）等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语言的接触、碰撞和变化使得人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同层级（scale）上形成不同的共同体。在这些层级上，人们共享的语言规范是多样的，他们发出的话语所指向（index）的社会意义也有所不同。同时，他们在不同层级上所处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位置也不断变化。因此全球共同体在形态上可大可小，在可持续性上可长期存在，也可短暂存在；在空间上由于网络技术的普及，共同体可以是本地的（local），也可以超越地域限制（translocal）。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和拓展了传统的言语共同体概念，使其在全球化时代得到理论上的发展和升华，重新解释和分析当前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化以及语言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新变化、面临的新挑战。这一理论在本书第六章有更加详细的论述。

[1] 丝绸之路和三角交易虽然同属于全球化范畴，但其性质完全不同。丝绸之路的本质是商贸和文化往来，三角交易则以其恶名昭彰的奴隶贸易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