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 变异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定义

言语共同体是语言变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一节首先从“共同的语言规范”和“语言的一致性”两个角度来阐述语言变异视角下Labov对言语共同体的定义，然后讨论没有严格根据Labov的言语共同体定义的变异语言学研究。总体来说，Labov为言语共同体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在Labov的研究基础上，变异语言学家对言语共同体概念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探索，并在吸纳其他流派中的理论和研究要素的同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多角度解读。这些研究成果也体现了言语共同体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和交叉性。

Labov对言语共同体的定义集中体现了语言变异研究“有序的异质体”的观点，即“判定一个言语共同体最主要的依据是共同体成员共同遵守一套规范，这不仅表现为成员间在语言要素的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共识；这些规范还能从公开的语言评价中观察到，并且表现为具有一致性的抽象的变异模式，这些模式在一些特定的运用层面上是保持不变的”（Labov 1972：120-21）。由此可见，Labov根据两个主要准则定义言语共同体：其一，共有的规范（shared norms）；其二，在结构化的语言变异中体现语言的一致性（linguistic uniformity）。例如，Labov通过纽约百货商店和下东区的研究，表示语音变项（r）的语音变式“全部使用卷舌音[r-1]”，无论是在百货商店的快速匿名调查中还是在下东区的系统的访谈内，都在上层中产阶级中保持着一致的趋势，所以Labov认为纽约是一个单一的言语共同体。一方面其内部对语言特征的评价是统一的，而另一方面社会分级的扩大使语言表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首先，言语共同体遵循一些共有的规范。按照Labov（1989）的描述，言语共同体是一群说话人的集合，这些说话人对语言的解释遵循共有的规范。这一特点主要反映在他们对语言变项的处理上，具体表现在社会层级性的模式、风格转换以及对语言变式的主观性评价之中。他认为与个体的行为特征相对，在言语共同体的范畴中研究这些语言规范更能找到规律性和可解释性。

其次，言语共同体强调语言的一致性。根据Patrick（2002）的论述，语言的一致性在不同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变异学派则视之为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例如Labov（1989）指出“统一的结构基础”（uniform structural base），即一致性的结构是“有序的异质体”的基础，具体表现在深层的短语结构、语法范畴、音位库（inventory of phonemes）以及音位库在词汇中的分布。

在这两个准则的基础上，Labov（1973 b）提出衡量言语共同体的四个标准：（1）言语共同体成员的“本地性”（nativeness），（2）语言变异性的一致性模式，（3）对语言学特点共有的评价，（4）语言变体（varieties）。它们在所有语言学层面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Labov的言语共同体定义，也有一部分变异语言学研究挑战了他的观点。Kerswill（1993）指出了各项标准中的不足。其一，以往的很多研究都只以出生地和到达年龄为标准来判断并且选定研究对象是否为“本地人”。这样大大限制了调查样本的范围，从而影响了对言语共同体内语言变异的解释效力。其二，尽管有一些研究（如Labov 1966；Trudgill 1974）发现某些语言形式的使用频率随着社会阶级的上升和言语风格的正式程度的增加而变高，但是也有研究（如Milroy 1982）发现了这种“一致性”的模式无法完全解释实证性研究中所呈现的复杂的语言变异现象。其三，尽管采用变语配对实验的研究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对某些语言变式的社会评价，但这种“共识”（consensus）模型也被质疑。批评者认为，这一标准只能反映出最有权威的那一部分人的语言评价，而不是从广泛的共同体的角度来反映其语言使用惯例（norm）。其四，Labov和Trudgill的研究发现了语音变体在语言学层面上呈现了系统的连续性特点，但是这个特点在美国和苏格兰南部以外的地方并没有得到印证。Kerswill认为这四个标准当中第一个标准是后三个的基础，由此，Kerswill考虑排除“本地性”之外的情况，选择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城市卑尔根为调查田野。Milroy & Milroy（1993）则从社会阶级这一社会变项的角度出发，质疑了Labov（1973 a）对言语共同体定义中从语言评价提出的“共识”（consensus）模型。他们指出，用“冲突”（conflict）模型看待语言变异与变化现象能够更有效地把各个社会变项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从而共同解释具体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音系和形态变异。

结合国内外城市语言研究的结果，徐大明（2004）对言语共同体的定义综合了Gumperz（1968）和Labov（1973a，1973b）的观点，认为言语互动是产生言语共同体的基础，强调内部的同一性和变异性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同一性”使该群体区别于其他类型群体（Gumperz 1968），另一方面，从可以量化的角度看，“同一性”主要表现为社区成员的言语行为的有序性和对语言评价的一致性（Labov 1973a，1973b）。为了克服循环论证，他认为“社区”是第一位的，语言是第二位的。语言存在于社区之中，但语言和社区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社区的确定是研究言语的第一步，频繁的言语互动是产生和保持语言变体的基本条件。与社会学标准定义的“社区”不同，他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言语共同体是在语言方面具有共同体特征的组织单位。在此基础上，结合城市研究的结果，他概括了五个主要确认社区的要素，即“地域”、“人口”、“互动”、“认同”和“设施”（徐大明1999，2001）。他认为前三项是社会学上的“社区”相重合的，即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聚集的人群，这些人之间长期保持着互动关系，并且有一种心理认同。同时还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共享的公共设施（徐晓军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