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 Eckert、McConnell-Ginet和Bucholtz的共同体语言身份认同研究
Eckert（1989a，1989b）对共同体内学生身份认同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是实践共同体研究的先声和探路者。Eckert（1989a）研究美国郊区高中的典型社会组织，发现学生们的社交世界和身份认同可以由两个相反的共同体来定义：向往中产阶级价值观的Jocks（优等生）和在高中结束时更倾向于找工作而不是上大学的工人阶级Burnouts（非优等生）。尽管这种二分法将学生简单地分成了两类，但是他们却可以在同一个共同体中统一起来，因为两个共同体的成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做“酷少年”。他们的区别在于两个共同体如何定义“酷”这一流行文化关键词。
然而并不是所有高中生都认可Jocks和Burnouts共同体中对于酷的定义。因此出现了第三个共同体，nerds（学呆）。这个共同体的定义与“酷少年”的定义完全相反。学呆站在了Jocks和Burnouts的对立面，正如Eckert（1989a）提出的，如果说Jocks是Burnouts的反面，那么学呆就是两者的反面。社会学者Kinney（1993）对于学呆的研究表明，为了获得社交上的成功，学呆们采取了一种“身份的修复”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拓宽朋友圈、参与课外活动以及与异性交往等内容，并认为他们在努力变成Jocks。Tolone & Tieman（1990）则分析了学呆们的其他行为，并且提出学呆有可能变成Burnouts。
Eckert & McConnell-Ginet（1992）通过把更加广泛的范畴如社会阶层、教育背景、种族等与语言实践联系起来，提出了一套研究语言和性别的理论方法。通过这种理论方法来理解语言和性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取代传统的把性别视为一组由社会强加于个体的实践行为。Eckert &McConnell-Ginet（1992：462）从共同体的日常社会实践出发，认为性别和语言相互作用，共同构建。许多学者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将性别视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可以后天习得，可以通过实践进行展示，也可以被颠覆。
然而，Eckert（1989a）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研究都强调“学呆不是失败的Burnouts或者不够格的Jocks”，但却忽略了他们有可能拒绝成为Jocks或Burnouts，或者任何其他年轻人所定义的酷少年。尽管之前的研究认为学呆的身份不成立或者有缺憾，但实际上，学呆就像是Jocks和Burnouts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自主选择，并且通过语言和其他社会实践进行构建并展现出来。有学者认为学呆是一种社交失败，但Bucholtz（1999）认为美国高中的学呆并不是一群被孤立的社交失败者，而是一群独特的、完全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共同体。
Bucholtz（1999）的田野调查是于1994年至1995年在加州的一所高中进行的，Bucholtz将其称为“港湾城市高中”（Bay City High School）。该调查的关注对象是学呆女孩的社交团体。这个社交团体很小，成员之间的友谊却很紧密，主要有四个核心成员和两个外围成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欧洲裔美国人。这个团体成立了一个俱乐部，称为“超级瑞恩俱乐部”（Reigns Supreme Club）。
超级瑞恩俱乐部主要是为了保持学呆身份的反霸权特点，因此超级瑞恩俱乐部与通常意义上的俱乐部非常不同。这个俱乐部成员们的表现各自不同，但有共同的个人爱好，比如他们都喜欢电视剧《芝麻街》和《老友记》。但是，俱乐部并不是围绕着某一共同爱好建立的；相反，其成员的任何爱好都可以成为俱乐部的一部分。这六位成员是俱乐部的联合主席，他们强调俱乐部结构中的“随意性”。俱乐部的结构与多数校园团体的等级结构完全相反。通常的校园俱乐部是为了将人们聚到一起，从事同一个实践；超级瑞恩俱乐部则不是以特定的活动，而是以成员的日常实践而为重点。俱乐部没有特定的目标，也没有需要执行的项目或者日常的会议。然而俱乐部能够在学校的俱乐部年鉴上占据一席之地，成员们为此感到很自豪。女孩子们为俱乐部年鉴拍摄的照片也颇具意义。照片记录了这个友谊小团体的诞生和发展，并且要求获得与其他以活动为基础的俱乐部一样的资格。正如年鉴照片所反映的一样，女孩子们使用的语言不仅表现了她们的学呆身份，也表达了她们希望与众不同的诉求。
Bucholtz（1999）描述了学呆的社会身份，对他们的语音、句法、词汇以及话语实践进行了不同层面上的详细描写，从而对学呆们的身份进行语言分析。Bucholtz对这类实践的分类建立一个框架，其语言学指标可以分为两类：消极身份实践和积极身份实践。消极身份实践即个人通过这类实践来回避他们所拒绝的身份；而积极身份实践则是人们通过积极地从事这类实践，构建他们所选择的身份。也就是说，消极的身份实践定义了他们“不是”什么样的人，从而强调了共同体间的身份区别。而积极身份实践定义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因此强调社会身份在共同体内部的体现。
表5 .1 港湾城市高中学呆们的语言学身份实践
（转译自 Bucholtz 1999：212）
表5.1中所列举的消极的身份实践使得学呆和非学呆区分开，尤其是与那些酷少年区分开。学呆们采取这些实践，意味着他们拒绝追求“酷”，与拒绝追求酷的少年一样。同时，表5.1中的积极身份实践则让他们塑造了一种聪明学生的形象，这也是学呆身份中的基础价值观。这些语言学实践在其他形式的积极和消极身份实践中都有相应的体现。
Bucholtz（1999）还指出Eckert & McConnell-Ginet（1992）的发现挑战了社会语言学的传统观点。社会语言学，尤其是变异视角下的社会语言学一般认为“在稳定的变项中，在相同的社会阶层和年龄条件中，女性使用的非标准变项要少于相同环境下的男性”（Chambers 1995：112）。而Eckert & McConnell-Ginet（1992）在Jocks和Burnouts的研究中采用了实践共同体理论，通过语言学分析发现这两个共同体对元音的转换参与度不同，特别是Burnouts中的女孩尤其偏爱非标准的元音用法，这对于其构建社会身份是一个明显标志，而此结论显然与上述社会语言学的传统观点相悖。
研究者认为Burnouts女孩的元音使用对于她们来说是塑造其“街头范”和强硬形象的重要资源。男孩可以通过身体的攻击性展现其强硬形象，但是对于女孩来说，打架是不合适的，所以女孩通过语言符号来展现其身份。因此在他们的实践共同体中，Burnouts女孩和男孩都有着对强硬形象的追求，然而两个性别对于实现这一形象的方式却不尽相同。Eckert & McConnell-Ginet（1992）将语言视为与其他社会实践同等的一项实践，他们解释了Burnouts女孩的元音系统所带有的语义学含义，并且展示了语言是如何像肢体力量一样为实践者获得其身份认同的。
当然学呆获得其身份认同的方式不同于Jocks和Burnouts。一个基本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十分看重个体性。Jocks和Burnouts在一些亚文化方面受伙伴和集体的约束，比如通过一定的穿着、语言以及其他社会实践方式展现自己的身份。不过学呆们受伙伴和集体的约束更小。对于女孩来讲，要避免强势的女性形象——与女性智慧和能力相反的形象，学呆形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学呆女孩们想表现得与强势形象相反，这种需求体现在她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语言到身体、到自我形象中的其他方面。当酷女孩在努力塑造一种可爱、精致或者特立独行的个人风格时，学呆女孩则着力体现自己的呆滞。比如酷女孩会踢足球或者打篮球，而学呆女孩则喜欢打羽毛球；酷女孩看时尚杂志，而学呆女孩看小说；酷女孩穿紧身衣裤，而学呆女孩不会穿紧身或者时尚的衣服；酷女孩喜欢彩色服装或者深色调服装，而学呆女孩会选一些浅色的基本色调。这些实践在个人身上各有不相同的体现。
实践共同体模型包容了不同的共同体成员个性。Bucholtz（1999）的研究发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学呆女孩团结起来，但个性仍然是最重要的。通过使用实践共同体概念，我们可以用Eckert &McConnell-Ginet（1992）研究Burnouts女孩的方法来观察学呆女孩们，并将她们既视作是话语发出者，也视作是社交表现者；她们是独立的个体，同时也是共同体中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