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全球化理论的内涵
全球化理论具有强烈的跨学科特点，社会学、文化研究、语言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等多个学科都对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本章着重回顾社会学中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研究中Appadurai的文化景观理论和Castells的流动空间理论，语言人类学以及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意识形态、指向性以及互文性等概念。
6.1.1.1 社会学中的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们所关注的一个经典研究话题，而现当代全球化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要属以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建立的世界体系理论。Wallerstein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从1974年开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他相继出版了四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1974，1980，1989，2011），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全球化理论的诞生，为学者们分析现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深层问题以及未来世界体系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和方法论。
从历史来源上看，世界体系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二战后，亚非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的道路，开始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由于新兴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崛起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传统的资本主义统治体系开始动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民权运动、美苏冷战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情况层出不穷，社会研究学者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并不能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比如Parsons的社会现代化理论、Almond的发展区域政治理论、Apter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以及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吕叔湘、朱德熙 2013）。这些现代化理论只是以孤立的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把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困境归结为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这种分析范式受到了Wallerstein的质疑。在研究非洲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问题时，他意识到不能单纯地把非洲国家发展滞后归结为自身政治历史的局限性，而是应该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来解读这一问题（Wallerstein 1974）。把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纳入一个更广阔、更完整的世界体系中进行分析，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平等与不平等，发达与不发达等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
在此基础上，Wallerstein进一步批判了传统的“依附论”思想。这一理论将世界体系划分为“核心—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传统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处于核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代表了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落后贫穷的代表。因此，“依附论”学者给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展方案是：通过总结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沿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道路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进行改革，以期实现所谓的“现代化”（江华 2007）。这种“边缘依附核心”的理论实际上是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体现，并不能真正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问题。相反，它会进一步加深世界体系中发达与不发达、平等与不平等的对立和恶化，最终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附庸。
据此，世界体系理论提出，研究全球化问题应该克服传统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分析范式，反对依附论的简单二元结构对立。同时，Wallerstein强调要从全球历史角度来整体分析资本主义所构建的世界体系。一方面，Wallerstein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性弊端进行了长时间、大范围的深入研究，并再次肯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终结的历史判断；另一方面，他创造性地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析和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认为对世界体系的分析才是研究全球性社会发展问题的落脚点。这为发展中国家解决自身发展困境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解决方案。
Wallerstein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主要有三个维度，即世界经济、国家政治体系和世界文明。他从这三个维度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进行批判，同时也尝试重新构建起一个新的、平等的世界体系。
首先，在经济方面，Wallerstein借鉴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关概念，说明了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扩张。从16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扩张为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原始积累的过程，使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被纳入到这一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一方面，这一体系使得一国的经济发展不再受限于该国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是依赖于其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劳动分工和地位；另一方面，这一体系也使得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三个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系，即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核心”地带，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不发达地区为主的“边缘”地带，以及在中间起到中介和过渡作用的“半边缘”地带。这种不平等的体系超越了既定的政治界限，出现了经济上隐性的不平等交换，具体表现为低附加值的资源类产品和工业半成品由边缘地带向半边缘，再向核心地带流动，而高附加值的工业成品、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则由核心地带向半边缘、边缘地带流动。这种双向的流动看似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实则是严重的经济剥削，导致了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两极化倾向愈发严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深受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危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必将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动荡，成为这一经济体系中边缘化的牺牲品。因此，在Wallerstein这一理论框架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一方面受制于本国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由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结构性的不平等造成的。
其次，在政治方面，如前文所述，Wallerstein不再将单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是将其看作是一个世界性国家体系中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家体系中，不但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交换”，同样存在政治上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平等与不平等现象。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产生了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剥削关系，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本质上的矛盾。而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愈加激烈，二战后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则加深了这种国家体系内部的矛盾。在Wallerstein看来，世界政治体系是一个多重性的、不平等的政治矛盾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存在着压迫与反抗的矛盾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处于这一体系中的核心地带，他们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侵略处于边缘和半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与经济体系类似，政治体系中也存在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英法美等属于政治上的核心国家，而边缘国家则包括广大地区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压迫常常与经济上的剥削共同发生。资本主义强国通过政治霸权控制边缘国家，将其变为半殖民地或者殖民地，进而在经济上把边缘国家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因此，世界政治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常常遭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剥削。Wallerstein倡导，要改变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压迫，就必须改变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秩序。
最后，在文化上，Wallerstein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在世界体系的文化维度上占有绝对的核心地位，而处在边缘和半边缘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二战以后，随着一大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纷纷独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出现了结构上的变化和调整。由原来政治上的压迫，转为经济的剥削和文化上的同化。Wallerstein将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称为“大众的鸦片”，即它试图以资本主义的“精神鸦片”来麻痹人们的思想，同化他们的行为，进而建立一种同一的资本主义文化秩序。这种世界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实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 hegemony）。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包括物质主义（materialism）、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它们在全球文化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Wallerstein 1991）。Wallerstein所揭示的这一世界文化体系说明全球文化有趋同的倾向，但同时每个地区和国家都有本民族的文化，全球文化同样存在丰富的多样性。这启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保存自身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资本主义文化所带来的趋同倾向。
从以上对Wallerstein世界体系理论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的分析可知，Wallerstein将其对世界体系的认知由原来二元对立的“核心—边缘”结构扩展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认知结构，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发展，也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分析范式和理论框架。这一结构本身是稳定的，但也是动态、多中心和多维度的。比如，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殖民扩张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早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绝对核心，而印度半岛、东非和拉美等殖民地则是边缘地区；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英法德美等国成为了新的核心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则是半边缘国家，非洲、拉美、中东等则成为了边缘地区（Wallerstein 1974）。文化上，中华文化一直是亚洲的核心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广大区域。因此，“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结构是多中心、多层级、多维度的。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站在一种更为广阔和动态的历史角度看待社会发展问题。当然，正如一些社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过于强调经济影响，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容易陷入消极悲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Pieterse 1988；Robinson 2011；Giddens 2013）。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探索本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6.1.1.2 文化研究中的全球化理论
在全球化理论研究中，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探讨早已成为研究热点，而随着交通更加便利、移民快速增长、网络传播和新媒体的发展，全球性的文化沟通和碰撞也成为了全球化发展中的一种常态。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文化全球化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全球化理论研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文化全球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找到一种适应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理论框架，从而更好地解读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脉络及其复杂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为本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在众多文化全球化理论中，印度文化人类学者Appadurai和西班牙社会学家Castells的理论影响深远。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种代表性的文化全球化理论。
Appadurai的文化全球化理论的核心是他的全球文化景观理论，在其1996年出版的专著《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Appadurai认为全球文化的形态是以“流动性”（flow）为整体特征的，在这一条件下，他试图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文化角度来解读全球文化中的散裂（disjuncture）与差异（difference）。由于电子媒体的普及和人口大规模迁移的作用，全球化中的人们、影像、文字等要素出现了无规律的流动与组合，创造了一种复杂的、相互叠加的公共空间，Appadurai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散裂。比如，在德国的公寓里，一群土耳其劳工在观看土耳其的电影；生活在费城的韩国人通过韩国的卫星电视观看1988年首尔奥运会；芝加哥的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聆听在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录制的布道录音带（Appadurai 1996：4）。这些现象体现了移动的影像与去国界化（deterritorialized）观者的相遇，这种相遇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不可预测的关系（Appadurai 1996：4-5）。
Appadurai首先肯定了全球文化不仅具有同质性，同时也保持了异质性，全球文化是同质性和异质性共存的一种文化形态。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文化呈现出趋同的特征，特别是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如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趋同；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也在极力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或是将外来文化吸收进本国文化中，使之呈现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特征使得全球文化具有流动的、不规律的、散裂的复杂面貌；可以说全球文化的流动性特征就是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不断博弈的结果。
为了更好地解读全球文化的复杂特征，Appadurai（1996：43）提出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进行研究：（1）族群景观（ethnoscapes）；（2）媒体景观（mediascapes）；（3）技术景观（technoscapes）；（4）金融景观（financescapes）；（5）意识形态景观（ideoscapes）。这五种景观有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Appadurai的全球文化景观理论，为研究文化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这五个维度中，族群景观是人类群体性存在的基本形态，包括民族国家、跨国团体、离散社群（diaspora）、亚民族团体、村庄、家庭等。Appadurai强调了移民在当今全球族群景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移民促进了旧族群景观的更新和新族群景观的形成，是族群景观流动性的主要动力。技术景观是指全球技术的流动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技术景观早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跨国公司促进了技术的流动，使得技术景观成为全球化的一种常态。与技术景观联系密切的是金融景观，即由国家股市、证券交易和大宗商品构成的全球货币市场。随着资本与技术的紧密结合，资本的流动性早已超出了领土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Appadurai认为这种资本的全球配置呈现出了周期性泡沫趋势，越来越难以把握，甚至有资本失控的危险。媒体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是密切相连的两个景观形态。媒体景观一方面指生产和传播信息的媒介或载体，如报纸、杂志、电视和电影等；另一方面指人们利用这些信息媒介所构建的影像。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分享和传播，媒体在构建形象方面发挥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媒体通过各种音、像、视、听等手段构建、调整、甚至操控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和自我认知。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景观指的是一种持续性的政治文化，比如民主、平等、自由、主权等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意识形态景观的形成跟媒体景观有很大关系，媒体内容通过一定的传播方式可以建构起人们的意识形态景观，使得人们在情绪上和心理上认同或者反对某种政治文化。
在Appadurai看来，以上五个维度的文化景观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构成了全球文化互动的复杂和难以预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它为研究全球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为文化全球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全球化的发展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直接驱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并加速了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Castells敏锐地捕捉到了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在1996 —1998年间相继出版了其代表作《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以及《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形成了他的流动空间理论。
Castells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又一次重组，原来的标准化生产和集中化管理组织模式已经发生巨大改变，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空间逐渐形成，并拓宽了原来相对固定的城市社会活动空间，在此基础上Castells建立起了他的网络社会理论。该理论有以下几个作用。第一，网络社会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社会模式。一方面，网络社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脱离传统的地理空间限制，网络化社群在信息技术的时空共享基础上得以形成，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网络社会是一个动态、开放、无限扩展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要素，包括人、资本、信息、管理等都以网络的形式被连接起来，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网络上人们按照不同的标准（职业、兴趣、生活方式等）而形成了不同的网络化社群，它使得“经济行为全球化，组织形式网络化，工作方式灵活化，职业结构两极化，以及生活方式碎片化”（Castells 1997：354）。第二，网络社会的形成产生了新的社会认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需要面对来自家庭、工作、学习等各方面的压力，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大大降低。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使得原有的家庭、企业乃至社会的组织功能和意义都被消解，因此这些群体的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也越来越弱化。而网络的出现则为新社会群体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原本处在不同地点的成员通过网络彼此连接，并形成新的社会群体。这种组织方式是个体化的、去中心化的，它为新的群体认同感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是网络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第三，网络社会重新定义了空间的社会意义。网络化技术的普及使得人们摆脱了地理空间的限制，让信息在网络所构建的空间中流动起来。人类的社会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城市空间，而是可以进行跨地域的沟通交流。Castells将这种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流动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叫作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并由此形成了流动空间理论。流动空间是一种“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是信息流动的物质形式”（Castells 1996：442）。共享时间（time-sharing）指的是处于不同物理空间的个体借由网络得以在同一时间里进行某种社会活动，它是一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特殊空间形态。在流动空间中，资本、信息、技术、管理等要素进行了跨区域和跨时间的组织、传播、重组、聚合等社会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以网络为纽带，以封闭、半封闭和开放的流动空间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流动空间超越了传统的时空概念，是一个无边际的城市社会活动空间。
在其1996年出版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Castells将流动空间分为三个层次，即电子信息技术、网络中的节点（node）与中心（hub）以及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电子信息技术是网络社会的物质基础，包括电子通信、电脑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等；网络节点和中心是构成网络空间的特定的地点（locale），这些地点通常与物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相吻合，比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化城市就是全球流动空间的中心节点。在主要的全球化城市之外，每个地区、国家和城市都有自己相应的节点和中心。不同的节点和中心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它们的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流动空间；而流动空间的形成则是以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为主导的。随着网络的普及，流动空间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群体力量角逐的主要场所，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则成为这一空间中隐形的控制者和决策者。他们有着自己精英的社交网络，同时也影响着其他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全球社会精英所形成的“社交圈”是一种象征隔绝的社区，这种精英文化并未局限于任何特定的社会，而是跟全球信息网络所构成的流动空间有关。比如，“经常使用温泉健身设施（即使是旅行时也使用）和慢跑；烤鲑鱼和蔬菜沙拉的强迫性节食餐……无所不在的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连线；正式服装与运动休闲服的结合；单一性别的装扮风格，等等”（Castells 1998：511）。这些精英文化跨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相对隔绝的空间，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Castells对流动空间的层次解读看，流动空间尽管表面上是一种网络化的虚拟的社会空间，但它却是有着社会实践的物质形式，因此网络流动空间并非与传统的城市空间完全隔离，而是传统城市空间的延伸和扩展，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空间形态。
Appadurai的全球文化景观理论和Castells的流动空间理论都强调了跨地域性（translocality）的重要意义，这是全球化时代社会空间的新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一方面一些固有的社会观念被不断解构（如民族身份、文化、性别、种族、伦理等观念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人们开始出现身份认同转变，从而动摇原有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群体和身份认同开始形成，特别是以虚拟网络空间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单位。这些都对语言学领域的全球化理论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