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3 Gumperz的印度研究及挪威研究
Gumperz的早期语言研究开始于在美国的德国移民社区的方言学研究，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了方言学在理解语言使用和言语互动中的局限性。随后，他深入到了多种城乡社区，采取了更加灵活、跨学科和多层次的方式来研究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不仅限于美国社会，而是延伸到了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社会形态，以及处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社区。他的海外田野工作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印度北部和中部，中南欧的奥地利、前南斯拉夫和北欧的挪威等（徐大明2002）。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加深了他对言语交际复杂性的认识，他的研究成果对社会语言学、语篇分析、语言人类学和城市人类学等学科都有重要启发作用。
Gumperz对印度的语言情况调查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田野工作之一。1955年，Gumperz发表了他第一篇关于印度语言的论文，文中运用方言学的方法和理论对一个北部印度村庄的语音进行了记录和描写。但是，随着他对印度语言文化了解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他意识到仅仅依靠方言学无法很好地解释印度社会中的语言现象。对语言现象的理解必须与社会和文化背景相结合。他于1964年所发表的论文“北部印度村庄的宗教与社会交际”（“Religion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Village North India”）就反映了他这一新的认识。
Gumperz指出印度虽然具有极高的文化多样性，但其宗教却呈现出高度统一性。从古代起，起源于一个地区的宗教就能越过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壁垒传播到整个印度。这样大规模的文化传播如果没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大众传媒系统是难以实现的。在印度，许多宗教机构都承担着大众传媒的功能。这些宗教机构的神职人员和学者除了举办宗教仪式和解读宗教典籍外，还游走于不同地区，甚至去往公共交通无法通达的偏远地区。在那些偏远地区，戏剧表演者和乐师也扮演着宗教交流者的角色。宗教人员能够不受种姓制度的限制，接触到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并面向他们进行较为有效的信息传播。
Gumperz通过对Khalapur地区的语言、社会和文化进行深入调研，探讨宗教人员在语言传播中扮演的特殊角色。Khalapur是一个位于恒河流域的小村庄，约在德里北部80英里，靠近前往西部的旁遮普省的交通主干道。这个村庄约有5,000人，略大于周围的村庄，但是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来说它仍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社会。村庄中有31个族内通婚的种姓群体，90%是印度教教徒，10%是穆斯林。Khalapur隶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见第四章），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宗教、商业和行政中心，其余地区依附于这些中心。随着道路和桥梁等的修建，Khalapur与外界联系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频繁的人口流动并没有推动语言的革新。一方面，不管是村民外出还是来访者到来，村民与非村民之间受相互了解程度和交流话题的限制，很难进行深入交流。另一方面，在村庄内部，种姓制度限制了自由的社会互动，从而阻碍了语言革新的传播。不同地位的种姓群体之间交流非常有限，平等自由的讨论和意见交换往往局限在联系紧密的男人们组成的小团体之中。同时，村庄中没有可供所有人集会的礼堂或者广场，也就缺乏可以同时联系所有种姓群体的机制。语言革新在村庄中的传播依赖于群际接触。与其他种姓族群关系的密切程度直接影响到语言的差异性，因此与其他族群接触最少的“贱民”阶层的语言与其他阶层的语言差异最大。报纸、杂志和广播等大众传媒的出现也没有改变这一现象。
Gumperz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表演突破了上述诸多交际方式和媒介方面的限制。宗教表演往往在春、秋季的宗教节日时举办，有时在婚礼上也会进行，而偶尔路过的剧团也可能给村民演出。虽然剧团往往是接受了特定的家庭的邀请进行表演，但由于是在公共区域，所有种姓群体包括贱民都可以参加。在缺少公共娱乐的Khalapur，宗教表演能够吸引到非常多的观众。宗教表演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宗教讲座，这类讲座的内容往往基于传统的文献，以对话的形式辅以生动的手势进行表达，时而穿插着歌曲。演讲人有时会带着一群和自己属于同一宗教派别的乐师，有时会自己使用乐器进行伴奏。第二种是短剧演出，即几个表演者在舞台上共同演出一个神话故事。他们的对话中同样穿插着歌曲，乐师为他们提供伴奏。不同于宗教讲座的表演团体成员，进行短剧演出的剧团成员可以来自不同的种姓和阶级，而且当表演者开始表演后，观众们会忘掉表演者所属的阶层而完全把他们视为剧中角色，从而接受他们所传达的信息。这样的宗教表演在交际上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它们发生在公共场所，可以同时接触到许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小团体的人；二是表演者们所扮演的宗教人物有益于他们突破种姓制度进行交流，因此可以有效地传递信息。他们在表演中所传达的信息并不一定与广为接受的宗教观念一致，如一个演员就曾在短剧演出中插入了一段很长的祈求各教和平共处的台词；表演中传达的信息甚至可以与宗教主题没有关系，如一个演讲人曾经讲过一个关于固定价格和诚信经营的故事。来自不同种姓群体和不同宗教的村民都对这些信息表现出良好的接受度。而与之相反，由一群学生所排演的，穿插着电影音乐和其他轻松的娱乐活动的现代戏剧却没能吸引观众，甚至遭到恶评。Gumperz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表演形式不仅发挥着大众传媒的功能，也在宣传新思想和促进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宗教机构中的神职人员和世俗的经济改革者，这两个在西方社会中完全独立的角色在印度社会中却能很好地统一。这与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和由此构建的独特的共同体互动方式分不开。
Gumperz也在挪威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调研。他在挪威的研究对于语码转换这一领域有开创性的意义。他与Blom合作的“语言结构中的社会意义：挪威的语码转换”（“Social Meaning in Linguistic Structure: Code-Switching in Norway”）一文记录和分析了挪威的Hemnesberget这一言语共同体的全部变体以及在特定情境下共同体成员对这些变体的灵活使用情况（Blom & Gumperz 2000）。
Hemnesberget是挪威北部靠近北冰洋地区的一个约有1,300人口的小型商业和工业城镇。自1958年挪威打破了政府的行业垄断，Hemnesberget经济不断繁荣，人口聚集形成城镇。多数原本掌控这一区域的经济精英和地主家庭大多搬离。Hemnesberget提供新的经济机会，吸引佃农、渔民、工人和仆人等家庭来此处定居。他们在财富、文化和教育上与前者有巨大差别。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自由经济发展，Hemnesberget已经不再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异和贫富差距。Hemnesberget在20世纪初是该地区的商业和通信中心，但是从60年代起，由于政府对Mo i Rana城市的扶植，Hemnesberget失去了地区中心的地位。不同于周边城镇的快速变化，Hemnesberget与外界联系并不紧密，大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局限在Hemnesberget和其附近地区。
Gumperz观察到大多数Hemnesberget人都以当地方言Ranamål（R）为第一语言。挪威高度重视民俗文化的独特性，因此方言享有很高的声望。使用方言能展示个体的家庭背景和地方认同，而且坚持使用方言可以展现人们对家乡的骄傲之情。Hemnesberget的教育机构使用的语言是标准语，也就是政府、宗教和大众传媒所使用的语言。挪威法律规定了两种标准语：Bokmål（正式称呼为Riksmål）和Nynorsk（正式称呼为Landsmål），Bokmål（B）在挪威北部被广泛使用。所以在Ranamål以外，所有的Hemnesberget人同时也掌握了流利程度不一的Bokmål。这两种语言变体在语音、构词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语法功能词上都有区别。
该研究显示，这两种语言对于当地不同背景的人来说具有不一样的社会意义。对于具有强烈地方认同感的人们来说，使用当地的方言代表着作为当地人的身份认同，是亲密、友好和平等的象征。而鉴于标准语在历史上曾是拥有土地的商业和管理精英阶层所使用的语言，它成为了不平等的象征。而对于精英阶层来说，方言是缺乏教育和不够成熟的表现，所以尽管他们也可以使用方言，但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标准语。这在当地人看来是疏远和轻视当地人的象征，从而使得当地人对方言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被进一步强化。
长期以来，不同的人群对两种语言变体有着不同的态度，这是与共同体的社会生态紧密联系的。一个人的地域背景、地域身份认同感与其所处的小团体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Gumperz将Hemnesberget人分为三类。第一类人主要是工厂的工人和绘图人（draftsmen），这一类人超过当地一半的人口。他们大多是本地出身，亲朋好友也有着和他们相似的社会背景，互相强化对当地价值观的认同感。第二类人是批发零售商和当地大企业的经理。商人将船只、木材制品和捕鱼用具等商品卖到了挪威的最北端，经理通过他们的商业管理才干以及他们让工厂所有者和工人都保持信心的能力成为管理层，据此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他们大多是本地出身，也和工匠、捕鱼人和农民等家庭的人有亲缘或者婚姻关系，这使得他们对当地价值观有着较高的认同度。但同时由于工作需要，他们与非当地的客户保持联系，也需要遵守现代的商业道德，这使得他们在保持强烈的地域认同感的同时，倾向于与属于第一类人的亲戚保持一定距离，并与和自己处境相似的人发展友谊。第三类人的情况最为复杂，这类人既包括了从事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的教师、售货员、银行柜员、修理工和店主等，也包括了在修理店和运输行业工作的人。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既有本地人，也有外来人员。他们在价值体系上都更认同非Hemnesberget的精英阶层。
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对这两种语言变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但个体的语言选择却不是总能反映他的社会背景所关联的价值体系。在不同的场合下，或是当一个人希望扮演不同的身份时，这个人就会选择不同的变体。也就是说，语言选择受到了具体话语环境的限制。Gumperz将环境变化影响下发生的语码转换分为两种。一种是情景转换（situational switching），通常会在对话参与者改变他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事件的定义时发生。比如当研究者加入一群正在进行交谈的本地人时，这些本地人将手从裤兜里拿了出来，同时表情发生了变化，语言也从方言变成了标准语；当老师鼓励学生们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时，学生们使用的语言则会从标准语变成方言。另一种是隐喻转换（metaphorical switching），通常在参与者对互相间权利和义务的定义发生变化时发生。比如当一个柜员和一个当地人进行交流时，这名柜员在谈论业务时会使用标准语，但是打招呼和闲聊则往往使用方言。情景转换更多地受到社会规范的束缚，而隐喻转换则是在社会规范的限制下，在具体的情境中互动双方灵活变通以实现交际目的。
通过分析Hemnesberget的两种语言变体在共同体中所代表的不同社会意义，以及人们在这两种语言变体之间进行转换以实现交际目的情况，Gumperz的挪威研究指出语言使用并非完全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言语共同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了个体对话语社会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会在个体的言语行为中反映出来。同时，交际的具体情境也会影响个体的语言选择，这种影响同样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
从最初运用方言学方法对印度语言进行记录，到关注语言使用和社会文化宗教因素之间的互相作用，再到深入关注交际互动过程中具体情境和宏观社会文化背景如何影响微观会话参与者的会话策略，Gumperz的研究历程展现出方言学、交际民族志和互动语言学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也正是他在交际民族志和互动语言学领域的重要理论贡献的基石。
Gumperz的主要关注对象是与外界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城镇。在这些城镇中，人们既保留着传统的习俗文化，也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冲击。城镇人口的构成不仅包括本地人，也包括许多在语言、宗教、民族、习俗等各方面与本地人存在差异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的一部分人由于长期居住在这些城镇，与城镇居民保持着密切交流并且逐渐融入当地社区。对这样一个复杂群体进行研究就要求Gumperz重新定义言语共同体。他不再将聚居地视为定义言语共同体的根本条件，而是强调交际互动对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性作用。保持着密切稳定交际互动的群体将在语言、习俗、文化等各方面趋同，Gumperz将这样的群体定义为言语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