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小结

3.3 小结

语言变异研究主要是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语言变异与变化现象，探讨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影响，以及在何种模式下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解释语言变化的问题。通过对言语共同体这一社会语言学概念进行使用、发展和完善，研究者能够更加确切地衡量参与到某一特定群体中的语言变异的社会因素。本章梳理了变异研究理论、方法以及实证研究，并且探讨了语言变异研究对言语共同体的定义和发展。本节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评述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Labov在变异语言学所定义的言语共同体内部进行了一系列以均变论为基础的共时语言变异研究。结合马萨葡萄园岛、纽约市百货大楼以及纽约下东区的语言调查研究，Labov（1972）对语言变化的各个阶段特点和促使语言变化的社会动力进行了探索。Labov（2010）提出了达尔文悖论，探讨生物遗传学和语言进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但是具体到各个言语共同体，特别是西方社会以外的区域内的情况，仍然需要探索。可以说Labov从语言变异研究角度定义了言语共同体概念，几十年来他不断通过实证研究修正和发展这一概念，并将言语共同体概念推向未来。

其次，语言变异的内在性以及语言变异的社会意义也是变异研究领域经常讨论的问题。探索语言习得、方言习得与语言变异之间的关系能解释语言变异的内在性问题，也是言语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例如，Kerswill（1996a）在言语共同体中方言接触的情况下，系统性地考虑了从儿童到青少年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从语言习得、语言革新和变化传播的角度研究了儿童和青少年的语言变异。研究发现引发语言变化的社会原因跟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紧密相关。Labov（2012）认为言语共同体是社会认知的中心，儿童习得的目的是掌握言语共同体中整体的语言模式，随着语言发展，个体型的语言变异逐渐较少直到不再具有语言学上的显著性。Habib（2016）在叙利亚的研究显示，儿童基本上能掌握言语共同体内部性别化的语言模式，但是却不在频率上与其保持一致。研究以一个言语共同体的案例说明社会语言学变异不是在小孩很小的时候从父母那里掌握的，而是在他们接受了性别化的语言学差异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惯例之后逐渐习得的。

未来发展方向还包括一些语言变异研究，它们从身份构建、意识形态、社会惯例等角度来理解语言变异来揭示言语共同体中的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社会意义。研究者通常在分析上将量化的方法和民族学志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与本书第四章的社会网络研究有紧密关系。Eckert（2000）的底特律研究就是这一类研究的代表作。在这些研究中，言语共同体成为构建语言变项的社会意义的场所，民族志研究方法能够解释社会分类和语言变异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语言变异分类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总之，言语共同体在语言变异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领域，从大范围上有Labov和Trudgill等学者从共同体同一性（uniformity）角度进行的实证分析，从小范围上与社会网络研究产生碰撞，以及研究方法上把量化分析与民族志研究相结合。针对各个言语共同体在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以及人员构成上的特殊性，语言变异研究也面临一些研究方法和解释模型上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