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5 我国社会网络研究

自Milroy & Milroy在贝尔法斯特的实证研究以来，社会网络分析模式在西方社会语言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逐步发展为一种经典的研究范式。然而，对于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来说，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本小节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探讨徐大明（2001）的包头社区调查，并介绍国内社会网络研究成果。

本书第三章从变异语言学角度讨论了徐大明及其团队关于我国城市语言变异和言语共同体的研究。徐大明在包头市昆区的研究第一次将社会阶层的研究模式与社会网络的研究模式有意识地结合起来，在城市语言研究中开创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先例（李荣刚 2016：123）。统计结果显示，只有“家庭社会地位”、“社会网络”和“职业”与鼻韵尾“元音鼻化”和“鼻韵尾脱落”这两个音位变项有关。其中，“社会网络”对两个变项的制约能力（或“解释力”）都明显大于“职业”和“家庭社会地位”的约束力，而“家庭社会地位”的解释力远没有“职业”强。调查发现，层化因素和网络因素可以同时制约语言变异，二者并不相互取代。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因素的制约能力较强，而层化因素制约能力较弱。因此，徐大明认为，包头鼻韵尾变异的社会分层结构是模糊的，但是呈现出一个相对清晰的、基于家庭的社会网络结构面貌。对比西方言语共同体的垂直结构，包头言语共同体表现出一个相对扁平的结构。

徐大明团队2003、2004和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昆区北方话的鼻韵尾变异已经和多种社会因素产生了相关性，处于更加有序的状态。比如，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出生地都成为对元音鼻化的有效制约因素。而且，起制约作用的社会因素之间的作用力也发生了变化，职业、社会网络对鼻化和脱落的制约作用均有所加强。这也反映了昆区社会结构的变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人们对“单位”的依附逐渐变得松散，“干部”和“工人”的身份区别更加成为一种职业上的区分。新职业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使得昆区类似西方社会的“垂直”分层模式越来越明显。有研究者认为，尽管社会网络对于昆区鼻韵尾变异仍然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层化模式将越来越适用于中国社会（刘英 2009）。

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出现了更多对汉语社区中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比如刘宏宇、李玉琪（2012）对达斡尔族社会网络中的母语保持情况调查，李荣刚（2016）对连岛社区（f）音的变化分析，以及佟秋妹（2018）对三峡移民社区内部网络和语言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这些研究一方面反映出国内城市化进程对少数民族和乡村社区的社会网络和语言使用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验证了前文所述Milroy的观点，即强关系的社会网络对土语的语音系统具有保护作用，弱关系则容易导致语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