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 语言与实践共同体

5.1.3 语言与实践共同体

5.1.3.1 语言与实践

语言是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共同体中,成员通过语言交换信息、分享经验、增进情感并构建共同的话语库。共享话语库是实践共同体的三要素之一。话语库包含物化和参与两个方面。物化是指实践共同体成员为表述世界而创造的有意义的话语;参与是指他们为了构建和表达自己的成员身份而形成的语言风格(Wenger 1998:82-83)。共享话语库是共同体成员的共有资源,是成员在形成联合组织的过程中获得的语言的、图像的、符号的或其他形式的资源。在实践的过程中,成员需要逐步掌握一定的技能,并按照共同体公认的惯例行事,才有可能获得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一位新成员若想要获得成员资格,不仅要以中心成员为榜样,还需要以共同体的价值观、理念以及惯例等作为行动导向,逐步形成共同体身份认同。在共同体成员身份建构和认同形成的过程中,共享话语库起着导向性和规范性的作用。

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78/1991)和Certeau(1984)都将语言放在与其他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中进行分析。在Bourdieu的实践理论中,惯习(habitus)是一个核心概念。惯习是一种行为上的倾向(比如说话、走路、阅读、饮食)。人们在进行这些行为时有他们的特定方式,这些行为方式在社会化过程中被不断重复,并通过实践形成固定的倾向。语言是惯习中的一种。在实践理论中,研究者对语言实践和非语言实践以相似的方式进行研究。正如Bourdieu(1991:89)观察到的,人们的语音、词汇等特征也与语言的其他层面特征相关,他们的语言惯习也与他们的整体社会属性,如阶级、阶层、身份、种族、年龄,以及体型、外貌、化妆、衣着等因素紧密相关。

Bourdieu(1984,1991)的理论为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两个重要启示。首先,非语言的实践也带有重要的语言学信息。其次,严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应该对语言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实践尤其是语言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被阶级和文化惯习所影响,通常表现为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进行内化(internalization)和再生产(reproduction)。虽然Bourdieu(1991)强调惯习,但是他并没有忽略主体能动性对实践的影响。说话者没有被他们的惯习完全左右,而是在惯习的影响下,根据具体环境和人们的能动性使用语言,人们在多重因素共同影响下展现出得体的言行。由此可见,Bourdieu(1991)认为人们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但是社会结构不能完全决定人们的实践,人们同时还受到主体能动性的支配。

Certeau(1984)则重点强调个人能动性。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他们各自不同的主观意志,因此他研究的重点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重构和再生产。与Bourdieu一样,Certeau也在语言研究中找到灵感。他认为可以将个人的语言作为一个理论模型,与已经建立起来的词汇和句法结合起来。在语言学中,语言运用(performance)和语言能力(competence)是有区别的;话语特征,尤其是人们的发音(enunciation)策略,对于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发音是Certeau(1984)的主要研究对象,他认为发音会影响说话者语言的合宜程度(pragmatics)。他构建一个与说话者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相关的“现在”(present),并通过说话者的社会网络与其他人(如对话者)建立关联。Certeau(1984)对于语言和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他将语言实践和非语言实践看作具有同等社会效果,并认为实践是个体对其行为进行合宜调节的结果总和。他探究文化共享资源(比如语言)是如何为个人的具体社会需求服务的。这些需求有可能强化社会现状,但也有可能改变和重构社会现状。

此外,Ortner(1974,1996)将女性个体作为实践理论的核心对象,构建了一个既包括社会结构也包括主体能动性的理论框架。尽管语言并不是Ortner(1996)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她将社会结构本身看作天然的语言学系统背景,认为在这一系统中,个人根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对自己的言语行为进行合宜的调节。因此Ortner(1996)提出要对性别进行完整分析,尤其是需要着重研究语言和性别的关系,而不能只关注文本。她认为只关注文本的研究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不完整、甚至具有误导性。这些文本必须能够在现实的情境中、在真实的人物身上得到实践的印证,否则都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准确。同样,很多文本分析缺少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涵的研究,而且没有把语言行为置于真正的实践中进行讨论。如果只对语言进行分析,忽略主体能动性,就会具有误导性,乃至产生错误结论。

5.1.3.2 实践共同体和言语共同体

言语共同体(见第二、三章)是自诞生起就在社会语言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广泛应用的概念。一些学者(如Eckert 2000;Holmes & Meyerhoff 1999)指出言语共同体概念与“实践共同体”概念有相似之处。实践共同体和言语共同体都强调动态研究,都以社会建构理论为基础,都注重结构和主体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也都是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研究的批判和修正。不过,言语共同体的关注点是语言,因此社会活动中非语言因素或多或少会被边缘化。而实践共同体将实践视为语言行为的出发点和背景,将语言视为实践中的一种,使得实践活动本身成为了研究的核心。由此可见,实践共同体和言语共同体之间既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也有着各自的不同之处,二者之间有比较好的呼应(刘永厚 2015)。同时,实践共同体所涉及的研究层面和研究维度更加广泛,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Meyerhoff 2002)。

二者之间有几点重要区别。首先,Labov(1972)认为言语共同体应该围绕一定的语言学规范而进行构建。许多研究者都采用了这一观点(见第三章)。语言规范将言语共同体中一部分成员默认为核心成员,而另一部分成员则成为边缘成员;核心成员的语言规范成为共同体认可的规范,而边缘成员的语言则被定义为“不符合规范”。虽然言语共同体承认其成员的异质性,分析中也会涉及共同体边缘成员,但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仍是核心成员。当说话者的身份和语言特征不同于言语共同体内大多数人时,就很容易被忽视。一些社会语言学家批评这一言语共同体定义(如Bucholtz 1999;Milroy 1992;Rickford 1986),认为对于“规范”的关注使得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有权力的一方会将有利于他们的语言规范加诸民众。(“权力”概念见Bourdieu 1991)此外,从事性别与语言研究的学者也认可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正是这一原因使得女性的语言常常处于劣势(如Cameron 1992)。

其次,言语共同体概念强调共同体内部共享语言规范,因而有可能忽略来自共同体外部的影响。对于言语共同体内部活动的重视,也使得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互动。与此相对,实践共同体探讨成员的合法边缘性参与,并为共同体身份轨迹的构建提供了一系列模型,比如外围轨迹、向心轨迹、局内人轨迹、边界轨迹、离心轨迹和范例式轨迹。这些轨迹有的是通往共同体内部中心,有的是向实践共同体外部伸展的,也有的是处于共同体之间的。多重轨迹相互影响、相互妥协,不仅能够使人们观察共同体内部实践活动,也可以把来自共同体外部的影响以及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纳入共同体研究之中。

此外,言语共同体研究通常关注成员之间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不是差异性。语言变异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往往优先考虑集体,但却有可能忽略个人在研究中的语言行为倾向(Bucholtz 1999;Johnstone 1995)。然而实践共同体模型以差异和矛盾取代统一和共识,并视之为集体的正常状态。实践共同体研究重视异质性,因而边缘成员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Lave & Wenger 1991)。个体的实践行为以宏观的社会秩序为背景,同时社会结构赋予个体行为以意义和价值。不同于言语共同体,实践共同体同时关注个人和集体;也就是说,实践共同体解决了社会结构和主体能动性之间的矛盾,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实践共同体与交际互动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更为接近。

Bucholtz(1999)从多个角度对言语共同体进行批判,认为言语共同体在语言与性别研究中具有很大局限性。除了上述学者对言语共同体概念的批评,她还指出言语共同体将身份视为静态的范畴,并从研究者的角度看问题,因而忽视了参与者本身对于实践的理解。但是言语共同体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学术流派对它的定义有很大区别,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例如,以Hymes和Gumperz为代表的言语共同体研究(见第二章)注重个体成员,并且积极探索共同体边缘成员。交际互动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研究并非静态,而是关注动态的发展变化;交际互动学者们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不单单以研究者角度看问题,而是同样注重研究参与者的声音。尽管如此,实践共同体将语言视作实践的一种,对言语共同体理论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为言语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发展方向。

总之,实践共同体理论是近二十年来日臻成熟的研究范式,在语言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已经显示出重要优势,并且对言语共同体的一些理论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补充。实践共同体概念对言语共同体的理论补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实践共同体关注动态的实践活动,同时兼顾社会结构和实践者主体性。第二,实践共同体认为社会实践是语言交际的重要情境,语言是实践行为中的一种,和其他社会实践一起产生意义和建构身份。理解语言也需要将之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如此才能做到对语言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和解释。第三,实践共同体认为身份来自活动,而非范畴,这一视角有助于捕捉具体语境中的多重身份构建。在这些方面,实践共同体和交际互动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更为接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研究者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个体的实践出发,旨在发现实践的意义,着眼于即时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