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 语言、社会网络与共同体

Milroy的《语言与社会网络》（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的第一章讨论了“言语共同体”和“共同体”（community）两个概念（1980：12-22）。她提出，Labov的言语共同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社会阶层”是Labov言语共同体定义的核心。尽管社会阶层能通过一些可量化的指标（如收入、教育）分为不同的群体，但这些群体间或是语言使用主体间大多数没有实际的交集。Trudgill（1974）也在Norwich研究中指出社会阶层概念的抽象性在共同体定义中产生的问题。Milroy认为确实存在着比社会阶层更具体的，并且使人们有归属感、认同感的社会单位（1980，1987），即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具体的社会范畴，比如大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地区通常被称为城中村。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构成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而且对这个区域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构成通过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

此外，Labov的纽约市研究认为社会等级越高，（r）音的使用就越多。Cameron（1990）指出因为人们是某些群体的成员，所以他们以某种方式行事，这是一种“相关谬误”（correlational fallacy）。而用研究人员的解释来替代当事人自己对其实践行为的理解，得出的结论不尽如人意。研究者把社会阶层、性别和民族等社会身份看成区分语言使用的本质变项，忽视个体差异和能动作用，没有关注微观的、个体的社会意义。鉴于以上原因，一些语言变异学者开始用社会网络作为分析单位。言语共同体和社会网络的主要区别在于，语言变异研究中的言语共同体概念关注成员在语言使用规范上的一致性，适用于对比不同人群的语言使用之间的区别。而社会网络关注的则是共同体中的个人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因此，社会网络是一个人与他人建立的所有社会关系，而一个社会网络共同体是成员之间关系的集合。单一的低密度个人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发散开来，其边界模糊，也可以没有边界。但是当人们形成紧密型网络，由于密度和复合度都较其外部为高，所以这样的聚合圈会对其成员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使他们保持言行一致，彼此认同，从而具有共同体特征。我们把这样的共同体称为紧密型社会网络共同体。与之相对的是松散型社会网络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虽然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比较弱，抵抗外部影响的能力比较差，且成员的语言行为多变，对固有的语言规范认同度不高，却在流动性强、对外联系度高、对新兴语言现象敏感、对新方言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等方面显示出高度一致性。

将社会网络概念和共同体概念相结合有重要意义。首先，社会网络共同体克服了变异视角下言语共同体自上而下的范式特点，允许说话者主体性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由于变异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更强调成员对语言使用规范的共识，因此它更关注其核心成员的代表性，从而忽视了边缘成员。相比之下，网络共同体认为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拥有的社会网络性质不同，在语言使用上的表现也不一样，但是二者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另外，社会网络共同体使用网络结构和网络强度值来解释语言变异现象，有效地避免了变异研究中的相关谬误，与Gumperz、Hymes的言语共同体研究更加接近。

同时，引入共同体概念也使社会网络分析得以发展。虽然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从说话者个体出发，使用了具体的分析单位，并通过细致的微观分析来探寻社会结构和语言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由本章第二部分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正如Hymes所说，研究人类语言使用的最小单位应该是共同体。并非个体的语言没有意义，而是由于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社会属性，语言的社会价值在交际中得以实现。因此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群体，如Milroy & Milroy的贝尔法斯特内城研究，Gal的奥地利村庄研究，以及Milroy & Li Wei在Tyneside华人社区的研究。因此，社会网络并不是完全没有边界的。当人们之间的关联度和复合度高的时候，他们就形成紧密型网络共同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与第N层区以外的人们是完全不同的（图4 .1）。松散型网络也因其在流动性、灵活性和创新性方面的高度一致而形成共同体。因此，将社会网络发展成为社会网络共同体不仅是对共同体概念的一个延伸，也是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