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内涵
互动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在互动过程中构建的，语法体现在参与者主体的相互理解中，并且随着互动情境和需求的变化而呈现变化。语言的互动性在从句的使用中得到了良好的体现。传统语法学认为从句依附于主句构成一个复杂句的成分，但是Ford（1993）的观察发现英语日常对话中的状语从句往往并非在说话人开始说话时就被计划为主句的依附成分，而是受到交谈对象反应的影响。比如说，当说话人提出疑问却没有及时收到交谈对象的回应或者在交谈对象要求对句子进行修补时，说话人往往可以选择在主句后添加一个状语从句来推进对话。也就是说，句子的语法不仅取决于说话人的规划，也受说话人和其交谈对象共同构建的互动所影响。
同时，互动社会语言学也认为互动是语言的，或者说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互动方式，对互动的研究依赖于对语言的研究。以修补系统为例，在对话中，尤其是同一话轮的自我修补与语法有着密切联系。对话分析学家以他们对句法的了解作为分析不同的修补模式的基础。而互动和语言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实现的。社会文化在互动中不断构建，同时它又对互动模式和语言使用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往往会有不同的互动模式和语言使用方式。
基于以上认识，互动社会语言学采用跨文化、跨学科视角来分析语言，并聚焦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人们利用哪些语言资源来构建特定的会话结构、实现特定的互动功能？第二，人们通过他们的语言形式和语言使用方式可以实现哪些交际功能、构建哪些会话结构？
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互动语言学家将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放在分析互动研究的核心位置。交际意图是说话人在一定类型的社会活动中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可被听众辨认理解的交际意愿（Gumperz 1989；转引自郑立华 2012）。也就是说，互动语言学家所关注的不仅是说话人所传递的表面信息，也不仅是承载信息的语言形式，而是将说话人到底想说什么放在理解交际互动过程的核心位置，分析其借助怎样的形式来表达交际意图，其选择的形式又受到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交际参与者在具体的语境中利用词汇、句法、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等来表达和理解交际意图所采取的策略被称为会话策略（discourse strategies）。
传统语言学将视角放在句子层面，通过词汇、语法等来解读句子所表达的表面信息，但是互动语言学认为理解才是互动的关键。Gumperz（1992）认为交际的意义并不是事先存在于语言中，而是存在于交际参与者的理解中。理解意味着听话人根据接收到的信息不断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作出推测，并对自己的判断进行持续修正。Gumperz将这些可以作为判断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参考信息称为“语境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s）。在Gumperz看来，语境提示之所以在理解中起到重要作用，是因为语言的表意功能依赖于语境，一旦失去了语境，语义就变得难以界定（徐大明 2002）。语境提示不仅提示说话人意图，而且是语境的一部分，它在为听话人提供理解信息的线索的同时也构建语境。语境提示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语言韵律特征，包括语调、音量、重音、元音长度和节奏的变化等被De Saussure称为边缘性语言特征的因素；（2）语码转换，指在交谈中从使用一种语码转换到使用另一种语码的语言现象，通过语码转换，可以实现调节谈话氛围、表达立场、拉近或疏远关系等多种交际功能；（3）程式化表达，也叫“套路”，它可以提供关于言语活动类型的信息，起到标示会话情境的作用；（4）副语言符号，又称非语言符号，主要包括面部表情和手势等非言语行为（王亚非、周云彩 2012）。
语境提示的意义不像单词和语法那样能够清楚地进行定义和阐释，它是一种与习惯联系在一起的意义，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常识。不同文化往往有着不同的语境提示的方式，且赋予同一语境提示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交际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社会文化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交际意义的准确传达和理解不仅有赖于语言知识，也需要交际参与者拥有共同的社会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的场合，由于共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缺失，交际互动就有可能遇到问题，甚至可能产生误会。
对日常会话的理解是互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互动社会语言学家Tannen（2007）在《说话的声音：会话语篇中的重复、对话和图像》（Talking Voices: Repetition, Dialogue, and Imagery in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一书中提出，日常会话是由语言策略组成的，这些策略在文学语篇中形成并得到阐述，在日常会话中具有普遍性、自发性和功能性，它们既能反映人际参与，又能创造人际参与。Tannen将之称为“参与策略”（involvement strategies）。语篇中的参与问题是Tannen探索会话语篇和文学语篇两者关系的部分内容。R. Lakoff、Gumperz、Chafe和Becker等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为Tannen分析语篇中的参与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她认为，参与策略是会话语篇和文学语篇的基本要素，通过声音和意义两种模式发挥作用。声音模式使得听众在声音的节奏中参与说话者或作者的话语；意义模式则使听众通过建构意义的方式来创造参与。
Tannen对重复、对话、图像细节这三种意义参与策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重复对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任何话语都可以被看作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对先前话语在不同程度上的重复，Tannen将这些方法称之为“预模式”、“公式化”或“习语性”。语篇中的重复具有生产、理解、连贯和交互的作用。首先，重复为谈话提供充分的资源，能够使说话者以更高效、更省力的方式产生话语。其次，重复和变体的使用降低了语义密集度，从而有助于理解语篇。再次，重复表明了新旧话语以及话语中的思想之间的关联性。最后，重复不仅把语篇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还把语篇和各个参与者联系起来，在互动层面上达到了控制会话的作用。上述四个作用结合起来，实现了创造参与互动和构建关系的总体目的，这是重复的最高层次的功能。
在讨论对话这一参与策略时，通过重点考察对话中的批评性话语和叙事性话语，Tannen对“报告言语”（reported speech）这一术语提出了质疑，主张当人们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他人在相对遥远的过去说出的话语时，其结果绝对不能被描述为报告言语，而是建构的对话（constructed dialogue）。任何当前语篇中的话语都是对过去语篇中话语的重新文本化，而非简单地重复。也就是说，说话者使用建构的对话来创造与人物相互关联的场景，听众或读者在听觉中通过个人想象重新创造场景，从而获得理解和参与。这样的对话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语篇的性质，是一种积极的、具有创造性和变革性的对话活动，是建构的对话。Tannen把建构的对话界定为历时的重复。
Tannen还考察了会话中图像细节的作用。图像细节在叙事性、非叙事性或准叙事性会话语篇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细节具有多种用途：首先，细节设定了事件发生的场景；其次，通过列举或命名，细节提供了一种真实感；再次，细节对故事的要点具有启发性，并发挥了评价的作用；最后，细节是一种会话责任，传递了融洽、关怀和亲密的元语用（metadiscourse）信息。细节的特殊性和熟悉性使得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能够参照他们的记忆，在头脑中创建出图像，通过发挥联想从而唤起场景、触发话语参与者的情感、创造人际关系。Tannen认为重复是参与策略的基础，从重复到对话、再到图像细节，是研究者从关注声音到关注意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