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Jackson、Keenan、Irvine的美洲和非洲原住民研究
Hymes不仅提出了交际民族志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还致力于交际民族志的人才培养和理论推广。在Hymes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交际民族志学者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学术观点，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实证研究，记录了不同文化、不同社群中语言使用的多方面特征。Hymes倡导“言谈民族志会议”（The Conference on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并将部分会议研究成果汇编出版了《言谈交际民族志探索》（Explorations in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1974a）论文集。这部论文集展示了交际民族志的不同研究侧重点，呈现出交际民族志挖掘共同体社会、文化和交际行为的特征的深度和广度，是交际民族志学者重要的代表作。我们选取其中的三篇论文，对其研究和成果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Jackson（1974）在“哥伦比亚沃佩斯地区印第安人的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 of the Colombian Vaupés Indians”）一文中描述了哥伦比亚东南部Vaupés地区超过二十个语言聚合体（异族通婚且依靠父系血缘关系聚集的语言聚合体）的语言资源情况，并探讨了这一状况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该地区位于热带雨林中，与外界来往甚少，内部交通主要依靠林间小路和独木舟。女人种植作物，男人狩猎和捕鱼。长屋是传统的聚居单位，四至八户家庭住在一个长屋，两个长屋之间的距离从两小时到一天路程不等。这里人口约为5,280人，但却使用着超过二十种无法互相理解的语言，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个语言聚合体（language aggregates）。语言聚合体由居住在一起的有父系血缘关系的亲族构成，同一个语言聚合体的成员共有一种“父亲的语言”（father-language），内部不可以通婚。不同语言聚合体交往频繁，甚至拥有高度同质化的文化，不同语言聚合体间的区别仅存在于拥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父亲的语言”、不同的半神话性质的祖先、制造不同的仪式用具的权力和使用特定的无形财产如颂歌和名字的权力。
由于不同语言聚合体间频繁的交往和同质的文化，Jackson将整个区域定义为一个多语的言语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除了掌握自己所在语言聚合体所共有的“父亲的语言”外，还会掌握二到九门其他语言，Tukano是这一共同体中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与一般的多语共同体不同的是，Vaupés地区不同的语言并不标志着不同的声誉或地位，共同体成员的地位也不受他们来自哪一个语言聚合体的影响。而在跨聚合体交际的过程中，语言选择的原则也十分有特色。在特定的场合，所有的成员都会使用通用语Tukano，但是通常人们会优先选择他们所共有的“父亲的语言”。
Jackson认为在这个人口稀少，分布零散而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中，语言并不能起到社会分层的作用，也不能在不同的情境下发挥特定的功能。那么为何该共同体中会长期保有超过二十种互不理解的语言呢？当地人非常注意语言的纯洁性，当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出现在话语中的时候，说话人甚至会受到斥责。当然也有被整个语言聚合体广泛接受的“侵入词”，但所有使用这一词语的人都对它来源于另一种语言有清楚的认识。Jackson指出在这一言语共同体中，不同的语言是不同语言聚合体的徽章，是个体属于特定语言聚合体的标志。在Vaupés人的对话中，关于语言的描述和关于语言聚合体成员身份的描述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你使用什么语言？”（ñe wadegú niti mü?）这一问题的答案往往是关于被提问人所属的语言聚合体的。显著的语言差异能够清晰地揭示一个人的语言聚合体的成员身份，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语言聚合体与女人分配有着重要关系。在这些语言聚合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些和我说着一样语言的人是我的兄弟。那些说着不一样语言的人不是我的兄弟，我可以娶他们的姐妹。”Jackson的研究描述了一个特殊的多语共同体。他的研究冲击了“多语标志着社会分化”这一传统的学术观点，也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多语社会中语言选择的原则，并分析了这一原则形成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Keenan（1974）在“规范制定者和规范破坏者：一个马达加斯加共同体中男性和女性的言语使用”（“Norm-Makers, Norm-Breakers: Uses of Speech by Men and Women in a Malagasy Community”）一文中探讨了马达加斯加南部高原地区一个名为Namoizamanga的村庄中的社会规范，以及人们遵守和违反这一规范的情况。这个村庄所在的区域，即Vakinankaratra地区，被Ankaratra山和被称为Merina的南部高原的其他地区隔绝出来。年轻的一代虽然能够认识到和Merina地区的历史联系，但是却更加倾向于接受一个独立于Merina地区的社会身份。而由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Vakinankaratra地区被Merina人征服过，当时艰难的生活和巨大的屈辱使得这一地区形成了强烈的乡土观念。在Namoizamanga，固定的社会地位差异很小，村庄的领导者不是固定的个体。居于整个社区结构之上的是代表着国家政治权利的政府官员，这些政府官员的职务多用法语来表示。在这个村庄中，人们会明确地区分家庭内部和外部成员。同属于一个家庭的人被称为“亲人”（havana），而属于不同家庭的客人和陌生人被称为“外人”（vahiny）。
Namoizamanga人使用Merina语。当地学校使用法语进行教学，但是只有少部分未成年人能够流利地使用法语。尽管如此，法语的某些词汇还是被广泛使用来达成特定的交际目的。村民有两种不同的语言使用模式，包括简单对话、聊天、讨论等在内的“日常对话”（resaka）和包括在婚礼、葬礼和割礼等场合讲的“礼仪祝词”（kabary）。Keenan认为在这个村庄中存在着“不能公开地、直接地与他人对峙”的社会规范，当人们违反这一规范时，违反者会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对他人不够尊重。这一规范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比如一个人不能突兀地进到别人家中，不能公开地表达愤怒和不满等情绪。这一规范在特定的言语行为中也有所表现。在对别人的讲话进行批评时，应先积极评价对方的讲话，再用暗示等委婉的方式指出问题所在。在提出请求时，应当选择更加委婉的祈使句式来缓和语气。除了选择委婉的祈使语气以外，Namoizamanga人还可以通过使用“请”等词语以及强调对动作完成的细节要求来使请求的话语听起来不那么刺耳。在提出询问时，Namoizamanga人会采用两种不同的提问模式。在向家人提出可以轻易被满足的询问时，会采用一种模式，而在向家人提出可能使对方为难的询问，或者向外人提出任何询问时，都会采用另一种模式。而且在特定的情况下，如男方家人向女方家人请求缔结婚约的时候，提出询问的人可以邀请一个中间人为自己代言，而中间人也可以避免直接提问，而采用暗指的方式，从而降低因为得不到对方肯定答复而丢脸的风险。
Keenan观察到Namoizamanga人中，男人严格地遵守着这一规范，而女性和孩子则更加倾向于采用一种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男人认为自己能够比女人更富有技巧地使用语言，但是同时他们会利用这种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会通过女人来直接地传达一些令人不悦的信息。双方不同的语言特点使得仪式上的演讲者往往是男性，而日常生活中女性和孩子与他人的交流则更为频繁。在与村庄之外的人交流时，尤其是与经商的欧洲人交流时，女人也承担了主要的交流任务。在这个村庄中，间接的表达方式与男性、与传统、与技巧、与马达加斯加语相关联，而直接的表达方式与女性、与现代、与缺乏技巧、与欧洲语言相关联。Keenan的研究展现了Namoizamanga这一言语共同体中语言使用和社会行为规范以及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交际规范根植于言语共同体的文化传统，通过词语和句式等多种语言形式得以表达和实现，遵守和违背社会规范都被赋予了特别的社会意义。
Irvine（1974）的“Wolof语中通过问候来表现地位的技巧”（“Strategies of Status Manipulation in the Wolof Greeting”）一文分析了Wolof语中人们如何通过不同的问候方式来协商沟通者双方的地位关系。通过在田野中观察人们如何彼此问候，以及直接询问人们应该如何问候他人，再结合他本人学习如何问候他人的过程和问候他人后得到的回应，Irvine发现不同的问候方式能够反映出交际双方不同的社会地位。由于问候是Wolof人每一次交际都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问候的研究能够很好地展示身份、地位等社会文化要素是如何在交际中得到反映和通过交际互动得到协商的。
交际发起人（提问人）对问候的整个过程具有掌控权，回答人则要对他的称呼和提问一一作出回应。对话内容一般是围绕回答人以及回答人的家人朋友展开的。在Wolof文化中，交际发起人一般是身份较低者，而回答人则是身份较高者。地位高的人一方面享有荣誉、尊敬和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有义务在经济上支持地位较低者。所以，Wolof人并不都希望在对话中获得更高的地位。
Irvine观察到为了在问候中实现贬低自己身份的目的，Wolof人可以采取一系列策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主动向他人问候，并在问候中扮演交际发起人的角色。当双方都希望充当对话发起人的角色时，个体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在他与对方对视的瞬间甚至在对方还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就快步走到对方面前，高声地快速地进行问候。因此，如果Wolof人希望在问候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身价，最简单的措施就是避免主动前去问候他人。不过，刻意回避问候有时会造成相当尴尬的局面。如果一味地避免走近对方，避免眼神接触，而等着对方前来问候，在对方实际地位高于自己时，对方有可能会用“为什么你不来问候我？”发起挑战，而使得这一策略完全失败。
Irvine认为，除了通过对问候的基本模式进行交流环节的增加、删减和顺序调整以外，Wolof人还可以通过不同的话语风格来表现自己的地位。高声、尖锐、快速的说话方式代表着低下的地位，而低沉、安静、间接的说话方式象征着高贵的地位。在问候过程中，一个人说话方式所反映的地位并不一定与对话的顺序所反映的地位一致，这两者互为补充，可以在简短的对话中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地位关系。当一个人自我认知的地位和问候中他所担当的角色地位之间存在矛盾时，他可以选择改变自己说话的音高和音量来表达自己对身份关系的认识。
Irvine指出问候作为Wolof人际关系构建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为研究社会不平等和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们在交际中的语言使用提供大量民族志语料。Irvine分析了在Wolof这一言语共同体中，不同的问候方式被赋予的不同的交际功能和社会意义。基于对言语共同体中被广泛接受的问候方式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共同体的成员可以通过对语言形式的灵活运用，在问候这一简单的交际事件中，实现贬低或者抬高自己身价的交际目的。
上述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研究方法，观察并分析了共同体中交际行为的不同侧面。相较于早期的交际民族志研究来说，此论文集中的交际民族志作品受到了时代进步和学科发展的影响，吸收了新的研究手段，扩展了交际民族志研究的范畴。但是这一时期的民族志学者对言语共同体界定的主要依据仍是地缘，即将聚居在特定区域内的稳定团体视为共同体。这一定义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当代交际民族志研究不断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创新，研究对象不再是规模有限的、人口和文化都相对稳定的社群、部落或社会，而是规模巨大的、人口种族构成复杂的、不同文化碰撞的现代化都市。这一最新进展也将在第六章呈现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