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 英语社会方言研究

Cheshire（1982）从形态和句法变异的角度研究了英国Reading城区的语言变异现象。她严格控制了研究中的非语言学变项，关注对象为工人阶级青少年，以及群体成员中共同的价值观和进行相同活动的情况。尽管研究中没有明确使用言语共同体这一概念，但是她所观察的对象是在语言使用、社会阶级和年龄上具有一致性的社会群体。她选择关注青少年是因为他们在语言使用上通常具有一致性，行为上更加接近街头文化而不是社会主流文化；选择关注工人阶级是因为根据英国社会的语言和地区变异，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工人阶级可以作为研究非标准的英语土语（vernacular）的代表。

为了搜集到研究形态和句法变异的语料，研究人员采用了长期参与的观察方法（Labov et al. 1968），通过与研究对象的长期接触来相互熟悉，收集自然条件下的真实语料。采访录音的地点为青少年常常逃课去玩的场所，分别位于Orts街和Shinfield街。其中Orts街有10名男生，Shinfield街有11名男生和3名女生。男生的年龄在11 —17岁，女生的年龄在9 —13岁。他们的父母都属于工人阶级，由此可以确定参与调查的青少年构成了一个相对一致的社会群体。

Cheshire分析的语言变异现象包括动词的形态、否定式、关系代词和其他非标准的形式（介词、指示代词that/them、反身代词、副词结构等）。在语料分析中，她主要运用了Labov的框架来分析形态的和句法的语言变项，计算了每位参与对象的话语中出现既定语言变式的频率，其后她以组为单位（Orts男生，Shinfield男生和Shinfield女生）计算出每组既定的语言变式出现的频率，并且使用数据分析方法来检验研究结果的显著性。

语言分析的结果为共时和历时语言学理论带来了启示。从共时角度，研究说明语言使用的实证性是共时语言学结构分析的重要构成部分。例如，助动词have和实义动词have在非标准变体中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支持了助动词和实义动词属于不同范畴的观点；而当have后加入了to不定式时，它和实义动词在非标准变体上的表现又是一致的，这支持了后面加不定式to的have属于实义动词这一观点。从历时的语言变异和语言约束角度，她指出与一些研究（如Chen & Hsieh 1971；Chen & Wang 1975）结果相似，音变产生于一些特定的语音环境，然后渐渐在词汇使用中得以扩散。Cheshire的研究发现形态上和句法上的变化也遵循同样的方式。以非标准的现在时态后缀为例，这种用法曾经普遍出现在规则动词之后，后来该用法先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有时态标记的补语前）消失，而后在其他句法环境中（没有时态标记的补语前）也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形态和句法环境决定了非标准特征的分布。Cheshire的研究和Labov的规则音变研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Cheshire的研究从词汇扩散的角度来解释历时性的语音变化。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该研究一方面肯定了Labov对语言变项的指标（indicator）和标记（marker）的分类，认为不同的语言变项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Cheshire的研究认为男孩和女孩在一些语言变项上具有不同的使用频率，并具有不同的社会指示意义。例如，男孩把非标准的现在时态后缀，has、was和never的非标准使用，以及否定一致的使用当作是其遵守本土文化的标志，其中has和never的非标准使用尤其不适用于女孩。与此相对，come的非标准过去式只适用于女孩，是她们忠诚于本土文化的标志，而不适用于男孩。另一方面，当以个人为单位分析语言使用时，研究发现说话人和其他在场的人的关系、说话人在情景中的态度等因素决定了说话人使用特定的语言变式来表现自己身份特征的程度。因此，Cheshire不认同Labov的语法风格的概念。Labov认为非标准变式的使用是和使用者对言语活动的关注程度相关的，但是Cheshire则认为非标准变式的使用是使用者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作出的反应，从这一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针对同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的语言对策。

Reading地区方言变异研究关注了工人阶级青少年在使用本地化方言上与性别因素相关的语言形态和句法变异和变化。与以往关注研究群体中的一致性的语言使用和变化趋势不同，Cheshire的研究还关注一个群体内部所具有的个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