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互动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定义

Gumperz（1964）提出言语共同体是有频繁互动、共享话语符号，并且可以根据语言使用与其他人进行显著区分的人群。Gumperz（1968）正式定义言语共同体为“凭借共用的语言符号进行频繁互动的人们的集合体，并且与其他类似集合体在语言使用上迥然相异”，而且“在一个言语社区中使用的语言变体之所以构成一个系统，是因为这些变体与一套社会规范相关”（1968：381-386）。人们的频繁互动带来文化的融合，共享的文化常识成为共同体成员正确理解语境提示的依据，从而促进互动的顺利进行。Gumperz的定义从说话者个体角度出发，关注说话者之间的关系，摈弃了单一语言环境的限制，提倡运用社会语言学方法对语言变体进行分类，并且坚持语法和言语规范的同一性。互动语言学者对复杂多变的大都市语言使用进行研究，并指出由于多语多文化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边界都在被削弱，但说话人依旧保持着对某些社会规范的遵从，这使得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个体如何在言语行为中表达自己的身份。因此，这一定义强调说话者主体性（agency）、社会边界的变化和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来的社会意义。

互动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定义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Gumperz在1982年的修订版中更多地采用功能主义视角，并综合了Labov的言语共同体研究，认为言语共同体可以被定义为通过共有的规范联系在一起的一套有序多样系统，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往往在某些观念与行为方面有所差异。从个体层面看，这些差异似乎是不规则的，但从统计学层面看，却呈现出系统性和规律性。他认为语言学分析的起点应该是言语共同体，而非说话者个体或说话者个体的语言能力（1982：24）。Gumperz（1996）参考社会网络概念，进一步修正言语共同体定义。他认为从宏观角度来说，言语共同体可以看作是社会网络的集合，是由网络结构单元组成的（Gumperz 1996：362-363）。承载文化或是语言的单元通常不是国家或民族，而是互动的个体所构成的网络，如亲属网络、朋友网络、同事网络或邻居网络。这样的网络贯穿语言边界与社会边界，创造出共享交际策略的区域模式，乃至全球模式（Gumperz & Levinson 1996：11-12）。

近年来交际民族志研究和互动语言学研究显现出趋同的特征，新一代学者不单对共同体共有资源、特定交际事件和社会结构进行分析，而且注重主体性和交际互动过程，尤其是在语言全球化研究方面。二者的融合和相互借鉴显著地推动了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进步。本书第六章将详细展开探讨这一研究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