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 语言、族群和社会网络研究
前文讨论的两项研究属于定量社会网络测度。本节探讨两项解释性社会网络测度研究。族群是影响语言变化和变异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
Downes（2011：213）这样解释族群这一概念：
族群是一个与性别类似的范畴。换句话说，族群是一种共享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以公认的历史经验，也就是以一个“民族”（people）的系谱（genealogy）为基础。对内，它是“我们感”（we feeling，群属之感）和团结的焦点。对外，一个群体的族群身份可以被其他群体定义，可以用来代表群体外的“他者”（other）。无可避免的，它包含一种群体间身份的对立统一。
这两项研究中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共同体这一概念，但所调查的对象都是在群体及其他社会因素方面具有一致性的社会群体，关注族群对社会网络以及群体语言变化和变异的影响。
4.3.3.1 波士顿市调查
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市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城市，少数族裔人口众多。Laferriere（1979）调查了波士顿的三个族群，分别是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和犹太裔波士顿人，并描述这三个族群的身份如何与语言变异关联在一起。在该研究中，族群间的语言差异是造成语音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波士顿方言中，许多带有or的单词都有两个变式，这些变式与form、short、horse这类单词发音中的元音高低有关。一个变式是方言音素
，这是一个开后圆唇元音；另一个变式是标准发音[o]，这是一个半闭后圆唇元音。说波士顿方言的人，对于short这个单词的发音与shot类似。Laferriere就or的两个变式的使用进行了调查。
根据以下标准，Laferriere从这三个族群中选出29名调查对象，选择的标准为：（1）人生的最初18年以及最近5年都居住在波士顿地区；（2）上过公立学校或教会学校，而不是私立学校；（3）在其话语中至少有一个波士顿方言的其他语音特征（如ar发成[a:]，o发成
，或者
发成
）；（4）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为波士顿人。这些受访人的年龄在15岁到71岁之间。该研究通过访谈来引出说话者在不同语体情境（stylistic contexts）中使用波士顿方言的一些语音特征，包括随意语境（谈话）、阅读语境（文本）、正式语境（词汇表）和最小对立体（minimal pairs）。最小对立体是用来引出对发音正确性的判断。
研究发现，所有族群在随意语境中使用方言变式
最频繁，在正式语境中使用得最少。虽然三个族群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是他们在使用方言变式的程度上存在差异。在所有语体情境下，犹太人使用
的比例最低，意大利人最高，爱尔兰人介于二者之间。这三个族群还有各自不同的语体变异模式。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在随意语体和正式语体中使用
的差别很大，对他们来说，话语语体越正式，使用更接近标准英语的变式[o]的趋势就越明显；而意大利人在不同语体中对于两个变式的使用差别比较小。此外，对爱尔兰人来说，阅读文本更接近随意话语，跟非正式的谈话近似；对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来说，阅读文本则更接近正式话语。
Laferriere还对族群内年龄不同的受访者所使用的语言变式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随意话语中，所有年龄段的意大利人对
的使用比例都很高（>85%）。与之相比，随着年龄的增长，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对
的使用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犹太人来说，这种转变恰好以一个年龄为分水岭：55岁以上的犹太人使用方言
，年轻的犹太人更倾向于使用[o]，避免使用
。对于爱尔兰人来说，这种转变与年龄之间没有呈现规律的相关性。三个族群在正式话语中对
的使用趋势与在随意话语中没有太大的变化。由此可见，犹太人的语言使用与年龄的差异，或者代际的差异直接相关；但是爱尔兰人的语言使用则不能仅通过年龄这一因素来分析。
因此，Laferriere引入了新的参数——教育水平和百分点差（percentagepoint difference，PPD）。PPD是通过从个人的随意话语（casual conversation）中使用
的比重减去正式话语（formal discourse）中使用
的比重所得，标示着说话者对两个变式的语体差异的使用情况或意识情况。PPD高的说话者对从
到[o]的转变的语用学意义很敏感，
是实际使用的话语形式，[o]是纠正的目标。PPD低的说话者没有前者所表现出来的语言不安全感，他们几乎可以接受在所有语体中使用两种变式中的任一种形式。在三个族群中，只有爱尔兰人的教育水平和PPD呈现系统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PPD值越大。Laferriere认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这会促使他们的话语模式从方言向标准语转变。对爱尔兰人来说，教育水平的提升使他们意识到，变式
可能会被某些听众污名化，这些听众可能更愿意接受变式[o]。
Laferriere提出了一个三阶段模型，来解释or变项的变异模式和变化模式。说话者的群体身份是该模型的主要形成因素，教育水平是次要形成因素。在第一阶段，即习得（acquisition）阶段，群体中的一些成员受到高等教育。他们会接触到某些语言变项的标准英语变式（standard variant），并赋予这些标准变式正面的评价标签，而给他们自己的方言变式负面的评价标签。群体中这些成员的PPD值普遍都很高。在第二阶段，即传递阶段（transmission），高PPD值的说话者将带有不同评价标签的变式传递给族群中的一些年轻人，使这些年轻人对语言变式的态度与使用发生了变化：与将[o]作为正确变式，但并不经常使用这一变式的长辈相比，他们将[o]作为正确变式，且经常主动使用这一变式。之前被污名化但常被使用的
此时变为了被污名化且不常被使用的变式。在第三阶段，即传播阶段（spread），群体中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接受了被赋予新标签的标准英语变式。对于这个阶段的说话者来说，
成为了那些尚未开始参与改变的说话者的负面声望标志。
Laferriere发现，犹太人完成了变化的全部三个阶段。相比之下，爱尔兰人处于第二阶段，意大利人则刚刚开始进行第一阶段。如果这一模式是正确的，它就可以说明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网络的“外部”（outside）运动是如何将来自群体外部的压力引入内部的。在这一研究中，教育是传播规范的一种方式。群体也很重要，因为每个群体的成员在使用频率和对其社会意义的感知方面都与变体有着不同的关系。Laferriere还注意到，民族和宗教群体往往会在大的文化氛围里形成一种亚文化，它们会为“传递该群体特有的受人尊敬的，教育、职业、语言方面的价值观提供一种文化力量（cultural force）”（Laferriere 1979：615）。or的发音方式起到了群体标记的作用，因为方言变式是群体认同的象征，所以群体的“文化力量”将保留方言变式。
4.3.3.2 南卡罗来纳州调查
Laferriere的波士顿市调查比较的是三个族群间的语言使用情况，而Nichols（1984）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研究比较的则是黑人和白人群体的语言使用情况。关于黑人英语（Black English Vernacular，BEV）的研究也是考察族群内部语言变化情况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Nichols探究了社会因素和族群语言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族群成员语言使用的影响。作为最早的殖民地之一，南卡罗来纳州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白人和黑人两个主要族群。Nichols分别选择了一个全黑人社区（all-black community）和一个全白人社区（all-white community）进行调查。通过传统的社会分层方法，依据职业、教育、收入情况进行划分，全黑人社区属于工人阶层，全白人社区则属于中产偏下阶层。全黑人社区中大多数男性从事建筑工作，女性大多在旅游行业做服务员或零售店店员。全白人社区中的男性主要从事旅游业相关的服务性工作。一些白人妇女担任护士或教师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其余的女性大多数是全职家庭主妇。
该研究对全黑人和全白人这两个社区中15 —90岁的成年人进行录音，并分析他们的话语中是否存在具有他们社区话语特点的形态—句法变体。访谈录音显示，全黑人社区的多数中、青年女性仅使用标准变体。该社区的青年男子比中年男子使用的非标准变体多。相比之下，全白人社区的青年女性仅使用标准变体，而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较多使用非标准变体。该地区的男性被调查者中，无论青年、中年，还是老年男性，在使用非标准变体时都会掺杂标准变体特征。
与职业相关的语言模式，以及成员在其社区内的角色模型，都是与这些社区中的语言变化相关的因素。全黑人社区的中、青年女性，以及全白人社区的大部分青年女性都从事服务工作。这一工作需要她们与广泛的游客人群交往互动。白人社区一些青年男性也从事服务工作，而全黑人社区中大部分中、青年男性从事的工作都与建筑行业相关，这一工作不需要他们与其社区之外的人进行频繁互动。与全黑人社区的中年女性不同，全白人社区中这个年纪的女性通常是家庭主妇，因此在该社区之外她们没有广泛交往。由于两个社区成员的社会阶层略有不同，人们通常会预期全白人社区女性比全黑人社区女性社会地位高，她们会更多地使用社会声望较高的语言变体。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黑人女性更多地使用社会声望较高的语言变体。语言互动的模式，而不是社会变项，可以解释这种语言在共同体中的使用，因而凸显了社会网络在言语行为中的重要影响。
据此，Nichols提出三种社会组织模式：结构（structuralist）模式、冲突（conflict）模式和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ist）模式。与第三章讨论的共识模型和冲突模型不同，从Nichols的三种社会组织模式来看，Labov（1966）的纽约市调查是在结构模式的框架下展开的。这一研究视角认为社会阶层是相对静态的，虽然个人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是可能的，而且在相对开放的社会中是可以预期的，但阶层本身仍然相对固定。继Labov的纽约研究之后，对于社会中语言使用的研究会考虑到更多社会因素，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语言变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Nichols的南卡罗来纳州研究进一步表明，职业网络中的个人参与度和子群体（subgroup）参与度通常会影响人们的语言使用，并与其在家庭中的参与度所造成的影响程度类似。同时，家庭成员间的职业网络往往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对他们的语言使用造成影响。
Nichols（1984）的冲突模式强调阶层划分的经济基础，认为社会冲突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因素。这一模式中的“阶层”指的是由所有制和权力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地位（position），而不是由身份（status）、收入等因素决定的。Nichols（1984）使用“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概念（Bourdieu & Boltanski1975；Sankoff & Laberge 1978）分析全黑人和全白人社区青年女性与全黑人社区青年男性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差异，并认为这一差异是由服务性工作和建筑工作之间的差异导致的。语言在经济活动的差异中起重要作用；使用标准变体是服务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建筑工作通常不需要这种标准变体。尽管年轻白人男性所从事的职业与两个社区中的女性不同，但是他们也需要与不同语言背景的人进行面对面交流。因此，使用社会组织的冲突模式，我们能对这两个社区中小群体间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进行解释。
这一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它没有解决说话者的主观选择或意图问题，而且“权势”（power）的定义受到了不必要的限制。社会组织的符号互动模式克服这些缺陷，将个人选择或意图以及特定社会中小群体间的关系考虑在内。这种社会组织观点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并认为互动本身就是一种塑造过程。在这一框架下，研究者从互动角度描述社会群体，而不是通过使用社会经济阶层的外部指标来定义社会群体。职业仍然是社会语言交往中的一个显著因素，这一研究关注的是在整个互动范围中职业互动所处的位置。例如，全白人社区的年轻女性在社区以外工作，在很大一部分工作时间都需要与非社区成员进行互动；该社区中的中年女性以家庭主妇为主。因此，与年轻女性相比，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拥有更紧密的社会网络，其频繁的社区内部互动使人们保留了非标准方言。在全黑人社区，青年和中年女性都在社区外与非社区成员一道工作。年轻和中年男性常常在建筑工作中彼此合作，很少需要和非社区成员互动。因此，与中、青年黑人女性相比，同年龄段的黑人男性更多地使用非标准语言特征。这本身并不是性别差异，而是他们社区内更紧密、复合度更高的社会网络导致的差异。
通过上述三种模式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社会阶层的结构模式不能充分解释性别差异或族群差异的语言行为。冲突模式试图从外部语言市场回报的角度来解释语言行为。但是这一模式注重人们的经济活动，而不考虑如亲属关系、友谊、社区等影响人们言语模式的因素。符号互动模式将社会阶层和个人经济活动的建构都纳入考虑范围，而不是假设任何一个因素是影响语言使用的首要因素。通过考察社交互动的性质和频率，社会网络分析解释了因社会阶层和经济活动而发生的语言互动，同时让我们也可以分析这些互动是如何对语言使用产生影响的。
这两项研究揭示出少数族群社区内部的语言变异和变化。一方面，不同的少数族群共有的语言变异在实现过程上存在差异，其成员有时会保留一些自己族群特有的语言特征，从而建构自己的种族身份。另一方面，种族也不总是解释族群内语言变异和变化的首要因素，有时候族群成员的社会网络构成比性别、年龄、种族等因素更能解释言语共同体内部小群体的某些语言变异现象。社会网络能帮助研究者了解更多的社会文化情况，在少数族裔内部以及种族间展开更全面、更充分的相关研究。此方面的更多研究可参见Labov & Harris（1986）对费城黑人英语的研究，以及Wolfram & Dannenberg（1999）对卡罗来纳州北部印第安人语言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