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 语言变异理论的内涵

正如第二章所述，Hymes、Gumperz和Labov等一批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单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语言；与传统的理论语言学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语言学研究不能离开由人组成的群体，而应该研究人类社会中自然使用的语言。他们提出语言研究不能和社会相分离，社会语言学家运用一系列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语言本身的特性，挖掘出社会因素与语言使用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开创了社会语言学这一语言学领域。

Labov的语言变异理论着重对社会中的语言变异和变化现象给予解释。他通过对语言变项（linguistic variable）的微观分析探求语言与社会构建的相互作用。例如，Labov通过马萨葡萄园岛和纽约城市调查（1963，1966）中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在考虑年龄、性别、种族等社会变项和语境风格（contextual style）的基础上，结合量化分析，对岛内和城市中具有变异性的语言的使用给予了相应的解释。研究结果显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具有规则性；社会变项和语境风格对语言变异具有解释性作用。以这些研究为基础，Labov提出了语言变异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在1972年的著作《社会语言学模式》（Sociolinguistic Patterns）里，他指出De Saussure对社会层面的定义并没有表示出社会互动的含义，仅仅表示多个语言使用者的交流。在此基础上，Labov指出了早期言语活动研究存在的困难，同时也正是变异语言学研究可以解决的问题（Labov 1972：187 -191）。第一，言语活动并不完全遵循语法规则。他认为不合语法规律的言语活动本身也是语言的一部分，不应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第二，言语活动和言语共同体存在变异性。在表述同一语义的时候使用多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说法是常见现象，语言使用的变异性也同样具有研究价值。第三，在早期对言语活动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言语活动记录存在困难，他们所观察到并记载的言语活动录音通常质量不高。第四，句法类型存在不足。想要对语音和句法深层结构进行研究，研究者需要采集各种语音句法结构，而某些对句法和语音研究有用的结构却很少出现在语料库或者日常的言语活动中。针对这些问题，Labov等语言变异学家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出了在自然语言条件下研究言语活动的基本方法。

语言变化是语言变异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主要包括制约（constraint）、过渡（transition）、嵌入（embedding）、评价（evaluation）与实现（actuation）五个方面。Labov（1972）认为制约问题讨论的是语言变化的可能条件，需要从历史语言学角度进行探索。过渡问题关注的是变化如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嵌入问题考虑语言变化如何能嵌入到语言与社会的结构之中。评价问题是指语言变化如何被语言使用者察觉，以及语言使用者表现出的语言态度。实现问题则是探索社会因素如何解释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语言变化。Labov提出语言变化具有三个阶段。第一，出现阶段。大多数语言变化局限在少数人的语言使用中。第二，传播阶段。大量的说话人采用某种语言变式（linguistic variant）。第三，完成阶段。通过消除竞争性的变体（variety）而获得规律性。在语言变异和年龄的关系上，语言变化分为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 progress）和高级变化（advanced change）两种情况，前者主要表现为曲线分布（curvilinear distribution），后者主要表现为直线分布（linear distribution）。而语言变化的社会动力有两种类型：社会中自上而下的压力和社会中自下而上的推力。前者通常表现为在个别语言形式上明显的社会矫正（social correction），后者则通常表现为潜意识中的变化需求，不易被人察觉。例如，“矫枉过正”（hypercorrection）是Labov在纽约城市调查中观察到的一种经常出现在下层中产阶级中的语音变化现象。这主要体现在：1）下层中产阶级对有负面含义的语音形式表现得比上层中产阶级更敏感；2）在主观评估实验中，下层中产阶级受试者对自己的言语行为输出没有准确的认知，他们给自己使用的语言变式的评估和给其他人的一样。这说明他们用主观性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言语行为。本章的实证研究部分将对语言变化和变异的不同方面、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动力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