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 语言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对语言本身、语言使用和语言使用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人类、社会这三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研究领域，如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指向性（indexicality）以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等。
6.1.2.1 语言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语言意识形态研究是在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见2.3.5）。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如Friedrich 1989；Gal 1989；Irvine 1989；Silverstein 1979）开始关注到语言与政治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们的社会意识行为在具体的语言结构中是怎样体现的。作为一个连接语言、语言使用者以及语言实践的概念，语言意识形态能够很好地解释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如何体现其背后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识。一般来说，语言意识形态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潜意识里所持有的关于语言的认识或者看法。就像生活中必需的空气和水一样，我们生活在其中，却很少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当然在雾霾天气里，我们会变得非常关注空气）；同样，人们认为某种口音是“标准的”、“好听的”或是“彬彬有礼的”，而与之相比，其他口音就成为“不标准的”、“难听的”或是“粗鲁的”，人们常常觉得这种看法“很正常”、“理所应当”（self-evident），而很少对其进行反思。因此，原本仅仅是语言特征上的不同，通过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就产生了具有“好坏”之分的价值判断，导致了语言使用者地位上的不平等（Dong 2009）。语言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有着重要的区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是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关的一系列政治信仰和认识，而语言意识形态则是关于语言的一系列认识和看法。语言意识形态概念不仅分析语言结构本身，它还将语言与道德、审美、权利、认同以及认识论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政治之间的桥梁。
语言意识形态的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关于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观念；（2）关于语言所象征的非语言意义的观念；（3）关于语言本身的观念和非语言因素的观念所构成的语言社会实践（Schieffelin et al. 1998；Silverstein 1979）。一方面，语言活动反映了语言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语言活动本身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受非语言实践因素的制约。一个共同体由于对语言的结构和使用有着共同的观念和看法，因此也通常共享语言意识形态。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看，语言的标准化过程是语言意识形态统一的表现，有利于文化上和思想上的统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意识形态既表现出语言纯洁观（purification）带有的语言支配和语言霸权（hegemony）的特征，同时也有语言杂交过程（hybridization）所产生的双语和多语现象（Bauman & Briggs 2003）。比如语言全球化使得英语成为了一种世界通用语，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使用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与一些地区性的通用语相比，英语占据了全球统治地位（dominant language）。一种语言意识形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语言意识形态，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正确地看待语言的“标准与非标准”、“正确与错误”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
6.1.2.2 语言的指向性和层级
人们对一种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不仅体现了潜在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使用更是一种身份、文化的象征，这种语言的符号象征作用与语言的指向性相关。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探讨的，语言的指向性是一个语言符号（sign）所指向的情境中的另一个事物、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相互关系，包括性别、身份、社会地位、阶级等。比如当我们使用you这一人称代词时，不仅指addressee这一单一的社会角色，同时也是指向addresser/addressee这一对应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中，我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中会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语言特征，这些语言风格和特征所代表的指向性关系是不同的，这些指向性关系包括正式—非正式、上级—下级、地位高—地位低、关系亲近—关系疏远等。
指向性具有层级特征（order of indexicality）（Blommaert 2005）。第一层级的指向性是微观语言特征所代表的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第二层级的指向性跟语言变项和其元语用意义（metapragmatics）之间的联系相关。人们常常会根据一个人说话的口音去推断他或她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进而形成一些固有的刻板印象。这就是典型的第二层级的语言指向。比如人们通常将“黑人英语”和“受教育水平低、贫穷、暴力、犯罪”等非语言因素相关联，这种由语言指向性所产生的固有印象常常会造成语言使用者之间的误会和矛盾。
更高层级的语言指向性（higher orders of indexicality）所代表的是更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一个共同体内部有着一套固定的话语范式和社会行为准则。这些范式和准则具有排他性。共同体内部的人们对话语有着控制权和解释权，因此他们处于共同体权利关系中的有利位置，代表了共同体核心成员身份。比如Silverstein（2006）探讨的“葡萄酒话语”代表了一种全球精英阶层的文化。葡萄酒的评价和鉴赏有一套固定的、标准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构成了少部分文化精英的共同体。由于这套话语体系比较难以掌握，因此如果一个人在评价和鉴赏葡萄酒时能够自然流畅地使用这套话语，就代表他已经或者有资格成为这一精英群体中的一员（见2.3.5）。“香水话语”和“法餐话语”也具有类似的精英文化的指向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语言的使用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语言景观。不同语言的指向性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比如说一口标准的美式或者英式英语说明了一个人受教育程度高以及国际化程度高。这使得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并且一些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表现出对“口音”的高度敏感，在英语教学和日常英语交流中，说话者会刻意纠正自己的口音，因为“口音”往往指向的是一个人的教育背景、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地位等。语言的全球化使得一种语言的指向性可以影响更大范围内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它既能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共同体，同时也能破坏或者威胁原有的共同体语言生态。比如一些少数民族语言逐渐濒危，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受到潜在的语言指向性的影响，刻意减少或者避免使用本民族语言，转而使用更为“有用”或美誉度更高的通用语或标准语。
6.1.2.3 互文性理论
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指向性都将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文本本身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法国结构主义学者Christev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互文性理论，这一理论是对传统西方批评理论的一种革新。互文性这一概念受到众多领域学者的关注，并被不断借用和阐释，使得其理论内涵更加复杂和具有争议。简单来说，互文性指的是要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必须理解跟它在形式或内容上相关的另一个文本的意义，两个文本之间的这种关系叫作互文性，这两个文本为互文本（Silverstein & Urban 1996）。互文性理论的提出表明了“作者”不再是文本意义的唯一创造者，“读者”对文本的互文性理解也在不断重构和创造新的文本意义。互文性使得文本（text）和话语（discourse）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存在，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互文性空间。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文本存在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无论是在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还是线下的话语实践中，很难找到不存在互文性的文本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的无限延伸，一切的语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语境都被文本化了（entextualization）。文本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s）的过程，它能够反映不同的社会权利关系，比如性别、身份、种族、道德等，并且能够通过文本的阐释和创造重构这些关系（Silverstein & Urban 1996；Agha & Wortham 2005）。因此，互文性理论也被越来越多地引入语言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全球化的研究中。
语言全球化理论还有很多，如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讨论，使之成为一种语言全球化理论；Heller（1999）讨论了语言的商品化问题（commodification）；Coupland（2003）对语言全球化现象就行了实证研究；Kress（2003）讨论了新媒体时代不同的读写方式（literacy）对语言、语言使用者以及社会的影响；De Swaan（2001）在全球化框架下构建了一个语言研究的理论框架，即全球语言体系（global language system）。这些研究都为我们从不同方面研究语言全球化问题提供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指导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