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3 我国语言全球化代表性研究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都在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差异性。我国的语言使用情况同样复杂。根据学术界通常的看法，我国有80种以上语言，30种左右文字。汉语是我国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现代汉语又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方言通常分为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交往不断增多，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许多外国人前来旅游、工作和生活，国人学习外语也成为一种时尚，英语被列为了中小学必修课程，这使得我国的语言环境愈加复杂。
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很大变化，这影响着国内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语言景观和语言使用。其一，近年来，人口迁徙越来越频繁。不管是地理意义上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迁徙，迁徙人口都要融入新的共同体并遵守其言语规范。而且在融入过程中，他们还需要在原有文化和新文化的共同作用下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内化规范、融入人群和重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言语交际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打工群体为例，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深度参与了国际劳动分工，并成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许多农村人口来到城市，他们往往都掌握家乡方言，但是对普通话这一标准语以及城市当地所使用的方言的掌握程度却存在很大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类似的迁徙群体还有很多，如异地求学的大学生、留学生和跨国公司工作的职员等。其二，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我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不少外国人会聚集在一起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交圈。在这些由外国人所构建的共同体中，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以及我国的言语规范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其三，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在海外华人共同体中，普通话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普通话教育日益得到重视，对许多华人社区的语言生态造成了很大冲击。在这种城市乡村紧密连接、国内国际互相影响的新形势下，华人社区和共同体中的语言运用和语言态度值得进一步探索。
语言全球化是全球化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我国的语言全球化研究侧重从语言、身份、移动性（mobility）、阶级等不同的角度关注复杂多变的语境和发生于其中的言语交际，比如城市打工人群及其子女的身份认同问题、城市中产阶级的移民问题、方言与普通话的使用问题、英语学习与意识形态教育、文化融合与冲突问题等。下面将重点讨论董洁（Dong 2009，2010，2017 a，2017 b，2018）和高一虹等（2009，2010，2013）对语言全球化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
董洁对城乡移民以及打工子弟城市融入问题投以了深切的关注（Dong 2009，2010）。2006 —2008年间，她在北京市一所公立小学展开了民族志田野调查。作为调查田野的学校位于北京市内的一条胡同内。这里的主要居民曾经是北京本地人，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经济条件较好的北京本地人纷纷搬离这些胡同平房。现在，这附近居住的主要是城镇低收入者和租住在平房里的打工家庭。这些打工人群往往从事低收入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如做保洁、卖早餐或是在附近农贸市场中卖菜和卖水果等，他们的孩子便就近在这所小学就读。这所小学由区教育局拨款，并归其管理，负责接收一部分在附近居住但没有当地户口的打工子弟就学，在该校的约200名在校生中，有一半为打工子弟。董洁通过参与式观察打工子弟和北京本地儿童以及老师之间的互动，选择重点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在这过程中收集大量的访谈录音和田野日志。
打工子弟对自己“农村人”和“外来人口”的身份的回避体现在他们对待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上。他们和城市孩子的交流互动反映了他们对方言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回到家中，孩子们就会自然地使用方言和家人交谈，这可以加强家人之间的亲密感。但另一方面，在学校的环境中，当他们说到方言的时候，他们却用“难听”、“逗”等词语来评价家乡话，并且不太情愿说家乡话。孩子们的行为反映出不同语言变体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语言本身是中性的，但是社会现实赋予了语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现象在其他语料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宁波的一个小学课堂，当一个学生用四川口音回答老师的提问时，其他学生爆发出笑声。在宁波，四川口音相较于普通话来说是一种边缘口音，同时标志着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中小学校尤其强调标准语，使用普通话是“常态”，因此四川口音就显得更加“非常态”。与上面的例子相呼应，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方言和口音都或多或少被边缘化；而对于打工子弟来说，学习普通话至少在语言层面为他们提供了社会和空间移动的可能性，让他们能够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家庭等私人场合进入公共场合，从社会的底层向上移动。而对于在大城市谋生的打工人群来说，语言资源的缺乏对他们的影响尤为明显。在与城市人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他们的口音本身就造成了理解困难；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口音是受教育不充分、社会层次不高的象征，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容也会受到轻视。在我国这样复杂的社会中，人口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移动已经非常普遍，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只是多种形态移动中的一个例子。在移动的过程中，个体所掌握的语言资源会对他在新环境中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交流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以打工群体为代表的劳动力移民（labor migrant）只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移动性（social mobility）研究的一个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其他新的社会群体也在形成，新的阶层文化也在逐步建立。其中，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教育移民（educational migrant）、中产阶层的跨大洲移动（transcontinental mobility）以及网络虚拟移动（virtual mobility）成为近年来全球化中新的突出的社会移动现象。教育移民指那些已经生活在大中型城市或正在向这些城市移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这一群体数量巨大，具有很强的多样性，是当今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董洁（Dong 2017a，2017b）对生活在一线城市的非本地知识精英进行了跟踪访谈，收集了其语言使用和身份认同等语料数据。其中一位受访者来自大连，曾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从事金融行业的工作。语料分析表明受访人对学习上海方言有一定的排斥倾向，也不太愿意使用家乡方言；更有趣的是，他不像城乡移民及其子女一样，将普通话视为标准。在随后的语料分析中，董洁发现受访人的普通话中也带有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口音（所谓的“港台腔”），受访人说可能是因为在英国留学期间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生一起生活、学习的缘故。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流行文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内地（大陆）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其音乐、电影曾经影响了一代年轻人。“港台腔”也因此成为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文化的代表，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台湾或者香港地方口音特征被认为是富有、时尚、流行的象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语言意识形态已经逐渐淡化。不过这说明一部分当下的城市精英群体并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城市，使用唯一特定的语言，代表唯一特定的身份。他们所掌握的语言资源及其所代表的移动潜势（mobility potential）使得他们可以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点，而是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移动。因此，他们已经超越了方言和标准语（普通话）所规定的范畴（norms）。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在全球范围内移动的知识精英，普通话不再是一个被清晰定义的标准，它是多中心的、多重定义的，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有着不同的体现（Dong 2017b）。
与知识精英在国内的移动不同，跨国的移动要求更多“硬”资源（hard resources，比如经济资源）以及“软”资源（soft resources，比如语言、教育背景、社会关系）。无论是长期的跨国移民还是短期的跨国留学、旅行，跨国移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全球化现象。具有跨国移动能力的中上层群体比国内知识精英掌握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赋予了他们更大的移动潜势。他们不仅拥有国际化的教育背景，精英的消费模式，而且还掌握了丰富的语言资源，比如方言、普通话、英语以及其他语言。高跨国移动潜势是他们区别于其他普通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准，形成了明显的区隔（distinction，Bourdieu 1984）。他们具有相近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根据消费模式形成小众群体，某汽车品牌（本文中称为S车）的追捧者就是其中一例。S车是一款来自北欧的著名轿车，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一部分小众精英的喜爱，我国的S车追捧者也不例外。他们认为该车具有独特的精英气质，虽然外表不出众，但是机械性能卓越，低调却表现超凡。他们进而将S车的这一特点与自己的性格特征联系起来，并由基于这一共同的消费品位（taste）和相关话语自发形成了共同体（Dong 2017a）。这种共同体不是由传统的民族、国家等因素形成的，而是以共同的消费模式和行为习惯为基础构建的。
网络虚拟移动（virtual mobility）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个普遍现象。与基于国家、民族、宗教等传统因素形成的社会群体不同，网络群体的形成具有自发性，是以共同的行为习惯和实践模式为基础的。在对网络虚拟移动性的研究中，董洁（Dong 2017a）否认了传统线上—线下（online-offline）的简单二分法，认为线上和线下的社会活动具有紧密的联系；在今天这个网络技术普及的时代，想要全面地理解和研究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就必须将虚拟的网络空间也考虑在内，因为网络空间并不是虚假或者虚无的，而是已经成为新的社群形成的重要场所。一方面网络社群活动可以从线上延伸到线下，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线下社会群体，这是线上的网络力量对线下的社会活动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线下的社会活动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线上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这是线下的社会活动对线上社会群体的形成带来的影响。比如，董洁对“S车主共同体”的研究发现，共同体内成员利用线上讨论S车全球品牌活动的机会，组织线下成员的活动，同时将线下活动的结果在线上进行汇报和传播。这一过程遵循了从线上开始，扩展到线下，最后再回到线上的移动路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或者稳定的社会实体。由于网络虚拟社区的形成，共同体被重新定义了，并具有了新的移动性（mobility）特征，呈现出新的共同体或者阶层文化。
网络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际方式，而且对人们的学习模式和消费模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Dong 2018）。这种学习和消费模式是个体重新建立、调整或者改变身份的一个重要的软指标（soft indicator）。通过对一位知识精英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董洁（Dong 2017a）发现该研究对象在网络空间构建自己全球中产阶级精英身份。比如他在一条微博推送上写道“不懂酒”，后面是他所品尝的红酒品牌名称，并配了红酒照片。正如Silverstein（2006）讨论的，作为一种高端消费品，法国红酒一直是全球精英阶层的身份和文化象征之一。虽然研究对象谦逊地自称“不懂酒”，但这一条微博暗示出他的消费水平和文化品位，而他对全球精英身份的追求也不言而喻。通过网络构建的身份认同通常是不稳定的。因此正如上文在讨论S车主共同体时所述，网络环境中的个体身份和社会群体认同也需要线下互动的物化过程（materialized），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线下社群。比如有的网络共同体也需要定期组织成员进行线下聚会和交流，以形成更为稳定的社会关系，最终可以反过来加强线上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感。
除了普通话和方言以外，英语也是我国人们语言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的大背景下，英语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都占据重要地位，而英语学习也成为一股热潮。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另一种文化的过程，这对他们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给他们提供了重新构建身份的机会。高一虹等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英语学习过程中的身份重建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概念。其一是Norton（2001）提出的“投资”（investment）的概念（见第五章）。学习者对语言的投资意味着他们认识到通过学习目标语言，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能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象征性的，这些资源又能够帮助他们进一步获取文化资本。学习者对语言的投资其实就是对个体身份的投资。其二是想象的共同体和想象的身份。在Norton（2001）的定义中，想象的共同体是语言学习中学习者们所期待的能够为他们的未来提供更多身份选择的可能性的共同体。与想象的共同体紧密联系的是想象的身份，它意味着“理想自我”。其三是“具象化”（reification）与“参与”（participation）。参与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而与之相对的物化是通过制造物品将个体的经验凝固物化，二者共同构建了复杂的身份（Wenger 1998）。
高一虹等（2010）对16位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跟踪研究。在学生即将升入大二时，精读老师布置了写关于英文名的英语学习日志。这个任务不是作业，也与成绩无关，没有字数要求。具体来说，学生可以围绕“是否拥有一个英文名？如果有，在什么时候会使用英文名，在被叫英文名的时候又是否会有和叫中文名不一样的感觉？如果没有，为什么，是否计划取一个？选择取或者不取的理由分别是什么，以及当中国朋友使用他们的英文名时会有什么感受？”这一系列问题进行写作。在学习日志以外，四年中的每个学期，八位学生接受采访。采访的主要问题是他们的英语学习经历，偶尔会提及与英文名有关事情。在大三第一学期的采访中，提到英文名相关问题的次数会增多。调查显示，16位学生中，四位进入大学后起了英文名，12位上大学以前就已经有英文名，这其中有四人拥有过不止一个英文名。而在收集到的英文名学习日志中，十位学生只署了中文名，一位学生只写了英文名，三位学生同时写了中英文名字。学生所起的英文名字反映了多种多样的想象自我。学生们倾向于选取明星、运动员或者小说、电影乃至神话中的人物或者是现实生活中自己所敬佩的人的名字作为自己的英文名。这些人物身上往往具备着学生所钦佩和渴求的特质。学生们通过取名获得与这些人物的共鸣感，并从其中反映出他们理想的自我。这一理想的自我有时和现实的自我有所重合，但也有时候是具备某些现实自我完全不具备的品质。而随着英语学习经历不断丰富，关于英语国家文化了解和理解的不断深入，有些学生对自己的本国文化身份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有些则感受到了英语国家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英文名使用。部分学生选择在非必要场合避免使用英文名，从而保护自己的本国文化身份不受目标文化的侵蚀，而其他学生则选择放弃现有的英文名，另取一个和自己的中文名有所关联的名字，从而将英语使用者的身份融入本国文化身份中去。通过英文名，学生使自己想象的身份具象化了。当他们在具体的交际中使用英文名时，他们经历着细微的身份改变乃至再创造。比如在跨文化交际中，英文名可以减少文化差距；而在英语课堂上，英文名可以创造出非正式的、平等的、自由表达的课堂氛围。
高一虹等（2013）从英文歌曲和英文电影的角度探讨了英语学习者的身份构建问题。这个研究和上面所提到的研究同属于那个长达四年的跟踪调查，但学习日志的内容由英文名相关变为了英文歌曲和电影。学生按要求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你们是否喜欢英文歌曲和电影？为什么？说出你最喜欢或者最讨厌的一首歌或者一部电影。你是如何接触到它的？当你观看或者听它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结果表明，英文歌曲和电影都非常受到学生的喜爱。12位学生中，八位选择电影，四位选择歌曲，四位既选择电影相关也选择歌曲。在他们对歌曲和电影的描写中，他们全都将之与“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有些人将英文歌曲和电影与外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等同起来，在他们的作文中，反复出现了“外国人”和“中国人”，以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二元对立。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清楚地区分了不同的目标语言共同体，在这部分学生的论文中，同属于英语国家的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也被明确区分。就如同对英文名一样，学生对英文歌曲和电影也存在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此怀有热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受到了他们对本土文化身份的冲击，造成了文化身份的困惑和冲突。此外，在提名自己喜欢或讨厌的歌曲时，学生们同样反映出多样的想象自我。这种想象自我是与现实相联系的，而学习者身份构建的过程是想象和现实互动的结果。
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学习者所接触的不仅是语言，还有来自另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冲击，这种文化的碰撞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学习者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自我身份的重构，这种重构既在交际中得到体现，也会发过来影响交际和互动。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比如“语言全球化：一体化与多元化”（张杰 2002）、“语言全球化：趋同与多元”（王颖 2003）、“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教学的理性思考”（钱建成 2011）以及“语言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育问题探析”（李卓阳 20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