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2 海外华人学者的语言全球化实证研究
海外华人移民一直是世界移民的重要部分。华人移民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移民原因、身份认同和未来期待等各个方面都显现出多样性，因此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对华人移民社区和共同体研究是这一领域的重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华人的国际人口迁移模式和路线都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一改变对海外华人共同体的语言景观和语言实践产生影响，催生出新的语言使用方式和多语混杂现象；家庭语言政策的变化和标准语的社会化也对原来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Li Wei 2015）。
Li & Juffermans（2014）考察荷兰青少年华人移民如何在线上交流和课堂面对面交流中构建自己的华裔荷兰人身份。早在1911年，荷兰就出现了华人社区。这是荷兰最早建立的移民社区，并且华人在经济、文化和语言上都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区，因此成为了移民社区中的典范。最早到达荷兰的华人主要是来自浙江一带和广东沿海地区的水手。二战后是华人移民的高峰，很多家庭经由中国香港、越南、苏门答腊岛等国家和地区，长途跋涉后最终定居荷兰。在这一时期，粤语和温州话是荷兰华人移民群体的主要语言。但自1978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知识移民（knowledge migrant）来到荷兰。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只是暂居于此，但是他们的到来还是为荷兰的华人移民群体带来了经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巨大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华人社区中普通话逐渐取代了粤语的地位，成为了这一群体的主要语言。
Li & Juffermans（2014）以荷兰中部城市Eindhoven为主要研究地点。在这个城市中，既有长居于此、以粤语和温州话为主要语言的企业家群体，也有近期才来的、主要使用普通话的学生和知识移民群体，这些学生和知识移民大多数是在Eindhoven技术大学以及Eindhoven高新技术企业里学习和工作。Li & Juffermans（2014）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方法收集了互联网（线上）和面对面（线下）语料数据。线下语料数据主要来自Eindhoven的一个中文补习学校的课堂，但同时他们也关注学生课后和校外的交际互动行为。线上数据收集工作主要包括三个网络平台：一个以使用中文为主的海外中文平台（GogoDutch）；一个以使用荷兰语为的主社交网站（Hyves）上的青少年社区；和一个青少年活动平台（jonc.nl）。Li & Juffermans（2014）对收集到的语料中能够反映多语身份构建的关键片段进行了分析。
在Eindhoven中文补习学校，当老师通过一则中国民间故事来传达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时，学生们不同意老师对故事的解读，并用荷兰价值观来反驳老师所讲的传统中国价值观。对于他们而言，身为华裔荷兰人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全盘接受中国和荷兰的所有文化和价值观，而是可以有选择地进行甄别和接受，从而构建自己的身份。在线上研究部分，当有人发帖提问“你们多久去一次中国？能说好中文吗？”，学生们的回复传递了多种多样的信息。第一，他们的回复中多使用粤语、客家话、官话等方言变体。第二，大多数人的中文都只能满足特定场合的需要，而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水平。第三，大部分人的中文都带有口音，与中文母语者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他们被当作外国人。第四，也是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对话都是用荷兰语进行的，这表明荷兰语是他们日常交流最常用的语言，绝大多数交际互动是在荷兰语的语境框架中完成的。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既能够说中文，但又不能完全掌握中文；既有华人这一身份特征，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华人。线上和线下研究都展现了华裔荷兰人这一身份的复杂性。学生们在交流的过程中积极构建和协商他们的身份；为此，他们运用了多种文化资源，并使用了多种身份构建方式。这个过程是主动的和选择性的；他们接受了一部分中国文化，从而构建自己的华裔荷兰人身份。
Lee（2016）关注新加坡华人移民群体的语言使用问题。新加坡有四种官方语言：英语、马来语、中文和泰米尔语。英语是主要的工作语言，马来语、中文和泰米尔语被官方视为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这三个族群的母语。但是只有马来语才被作为家庭语言，而中文和泰米尔语不一定是华人和印度人的第一语言。华人群体是新加坡这一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国家中最大的族群，而潮州人是新加坡第二大的华人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商界或者政界很有作为。最早来到新加坡的潮州人使用潮州话方言，不过现在新加坡华人使用的潮州话中掺杂了许多来自印度语、马来语和英语的借词。而且随着“推广华语运动”的开展，使用潮州话的机会日益减少，许多年轻人都不能用潮州话交流，有些甚至已经不能听懂这一方言了。他们对这一群体的认同感也逐渐减弱。
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潮州人共同体中也发生着从潮州话到普通话、从普通话到英语这两种语言转变。前者发生的主要政策背景是新加坡政府认为汉语方言会妨碍双语教育，并分裂华人共同体。因此新加坡政府禁止在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中使用潮州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并从1979年开始开展“推广华语运动”来鼓励华人在各种生活场景中都使用普通话。从普通话到英语转变的主要原因则是英语教育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工作前景，为此父母在英语教育上进行投资，甚至在家庭中优先选择使用英语，学校的各科教育语言也都是英语。因此近年来，许多新加坡年轻人都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同时能够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都不能够使用普通话或者方言了，可以用中文读写的人也在逐年减少。
通过对53个潮州话使用者的民族志研究，Lee（2016）对新加坡潮州人共同体中语言变化现象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受访者年龄在13到86岁之间，每十岁的年龄段中都至少有两个男性和两个女性受访者。他们的教育程度也是“从没上过学”到“获得博士学位”不等，并且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所以他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访谈一般为时一个半小时左右，也有少数几个超过这个时间。访谈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1）他们对谁会说潮州话？（2）他们怎样看待在今天的新加坡社会中的潮州话使用？（3）他们是否认为潮州话是有价值的？（4）潮州人是只需要说普通话就够了还是有必要会说潮州话？（5）潮州话是否有可能在新加坡消失？（6）他们是否认为有必要保护潮州话，如果是的话，应该怎样保护？在访谈过程中，如果受访者可以说潮州话，采访者也使用潮州话，其他情况下则使用普通话或者英语。整个访谈过程有录音和笔记。
结果显示，年龄是语言选择和使用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3 —49岁的年轻一代（28人）和50 —86岁的长者一代（25人）在语言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多种不同语境下，两代人之间都存在明显的语言差异。长辈们更常使用潮州话，而年轻人们则更常使用英语和普通话，在4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很少有人能够使用潮州话回答访谈者的提问。而在语言态度方面，多数受访者认为潮州话有其存在的必要性。24岁的David认为潮州话是家庭的纽带，可以增加他与父母和祖父母之间的亲密感。而且家庭和文化的价值观可以通过方言传递，潮州话能够帮助潮州人理解他们的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性格和品味。因此，潮州话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个名为Jonathan的受访者还提出，如果失去了潮州话，新加坡华人就失去了亚洲人的身份认同，而变得与西方人没有区别。但与此同时，受访者们也认为，潮州话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经济价值，他们对潮州话能否在新加坡的华人社区中保留下去持悲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