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 Blommaert与全球化语境下的交际互动研究
Blommaert是比利时当代社会语言学家和语言人类学家。他认为，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新技术的爆炸性出现，社会、文化和语言构造都失去了稳定性。Blommaert（2010）认为全球化对传统社会语言学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概念性的（conceptual）；二是实证的（empirical）。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语言学需要更新的和更准确的理论指导，以便更好地理解全球化进程中复杂多变的语言现象和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这种复杂性也要求社会语言学家们进行不同水平、不同阶层、不同中心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全球化使得经济、文化、语言等众多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产生了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社会群体，已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理论中经典的概念已无法解释这些新的社会现象。Vertovec（2007）从移民的民族、语言、宗教、性别、就业等不同方面讨论了全球化的复杂现象，这些现象不仅给全球化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挑战，也给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新要求。Vertovec将这种复杂多元的全球化现象叫作“超多元”（super-diversity）。这一概念启示我们，只有充分考虑影响全球移民现象的诸多因素，才能制定出合适的公共政策，更好地满足不同移民群体的社会需求（Vertovec 2007：1050）。要理解这样复杂的超多元社会现实，仅依靠传统社会语言学中已有的概念是不够的，因此Blommaert（2010）提出了“全球化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将言语交际放在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从语篇分析和民族志研究角度探讨语言和社会中存在的权利结构、不平等现象等问题。
在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研究中，Blommaert引入了美国社会学家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见6.1.1）。世界体系理论不再根据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历史去解释某些社会现象，而是把某国或者某一区域的社会现象放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考量。这是因为全球化产生的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也应该是全球化的，所以单纯地以地区性概念去理解和解释地区性的问题是行不通的。在Wallerstein提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的基础上，Blommaert认为在语言全球化过程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体系划分。全球化中不同语言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象征性资源是有很大不同的。处于中心地位的语言（比如英语）在全球体系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对资源的掌控权，而处于半边缘和边缘地位的语言（比如地区性的或者部落的语言）则处于弱势地位。这样的差异是由全球体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造成的，这种不平等性会驱使人们去学习和模仿处于中心地位的语言，以便获得更多的语言资源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Blommaert对在比利时寻求庇护的非洲难民语言进行研究，这是全球化社会语言学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之一（Blommaert 2001，2005）。非洲难民向包括比利时在内的欧洲国家寻求庇护，这一社会现象具有较长的历史。20世纪末，随着提交申请的难民的人数急剧增加，而且难民通常无法提供证据以证明他们要求庇护的典型动机，因此难民管理工作遇到了瓶颈。在过去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来考虑一个庇护申请是否通过，彼时却只能将程序简化压缩，主要就是对难民所讲述的故事进行调查，来决定是否通过申请。这使得对寻求庇护者的安置和管理出现困难，而且警察在面对寻求庇护者时常常采取暴力。这些都导致了公众对难民庇护所和寻求难民庇护者产生了负面的刻板印象，认为寻求庇护者都是利用欧洲国家的慷慨来追逐经济利益的“投机者”和“罪犯”。1998年9月，一名尼日利亚女人的难民庇护申请被拒绝，因此被遣返回国。当她情绪失控时，负责遣返的警察将一片药丸塞到她嘴中，导致了她昏迷并最终死亡。这件事情使得公众对寻求庇护者的刻板印象由“投机者”和“罪犯”变为了“暴力的受害者”。随后，媒体和政客对寻求庇护者投以关注，而这个群体也渴望能够将他们的故事告诉公众。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1998年10月到1999年4月之间，Blommaert等研究人员在比利时对40余名来自非洲的难民进行采访，其中大部分人的庇护申请都没有通过。研究采取开放的访谈形式，庇护者可以讲述他们的出逃故事、出逃原因、他们在比利时寻求庇护的经历以及他们作为寻求庇护者在比利时的生活。采访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法语和英语，有时也会使用荷兰语。荷兰语是采访者的母语，但在大多数时候，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需要依靠非母语来进行交流。
在采访的过程中，Blommaert和同事们认识到庇护申请者的语言能力会对申请结果产生影响。他将这种能力视为一种资源（resource），而语言资源和其他许多资源一样，在社会中都是不平等分配的。在申请过程中，申请人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书面文件，这就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在义务教育普及的比利时，具有读写能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是难民间读写能力的差别却很大。另外，在申请审核过程中，庇护申请者所讲述的自身经历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他们讲述故事的能力同样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这种资源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语言流利度和故事连贯性（ethnocoherence）。采访收集到的语料显示，受访者所讲述的故事往往有丰富的信息、复杂而完整的叙事结构和内在的连贯性，并且他们能够在讲述过程中很好地运用强调、关联、因果关系、论证等模式来表达观点。但是许多受访者都在用法语、英语或者荷兰语表达自己想法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讲述的过程往往时断时续，中间夹杂着自我修正，在句子中间转换对话策略或者话题，使用的词汇非常匮乏，在代词使用和动词的曲折变化上都存在问题。这些语言上的不足影响了受访者的表达，让故事的连贯性和感染力都大打折扣，并且很有可能遭到误解。
除了语言资源的使用外，寻求庇护者讲述的故事的内容同样重要。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往往试图对自己祖国的生活、地方情况、政治和冲突进行详细的说明，这种话语被称为“家乡叙事”（home narrative）。寻求庇护者认为只有当对方了解了他们原来的社会和冲突产生的背景，他们的故事才能被完整地理解。但是当语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移动时，语篇所携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却不会一起移动。语言和叙事在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在另一个社会中却可能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如非洲的一些人所掌握的英语在非洲是中产阶级地位的象征，但是当他们去往伦敦时，他们所说的英语就变成了社会底层的标志。所以，庇护申请者为了使申请审查者能够完整了解他们的故事，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讲述他们原来社会的基本状况，但这一叙事语篇的重要性通常没有得到审查者的认同，很多时候只是被当成了无关紧要的轶事，从而影响了审查者的判断。
不管是语言资源还是家乡叙事都说明采访者和被访者之间、难民和庇护申请审查者之间的交流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Blommaert指出西方社会往往认为语言资源是社会成员所普遍共享的东西，但事实上读写能力、交际技巧以及口音等语言资源在社会中的分布往往是不均匀的，而是呈现出一个分层的等级系统。人们在交际中所遵守的规范和规则同样也是分层的，它们从“中心机构”（centering institutions）向四周辐射。在全球层面上看，中心机构是那些“核心国家”（core nations），即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以他们为中心，他们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规范等向“外围国家”（peripheral nations）辐射。在由非洲前往比利时寻求庇护的例子中，非洲处于这一系统中较低层级，而以比利时为代表的欧洲处于较高层级，较高层级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可以很快地被较低层级接受，但是较低层级要融入较高层级却十分困难。
这种层级不仅存在于全球层面，也存在于国家和地区等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内部。不同层次的权力关系是不对等的，这对交际过程中的语言使用规范和相互理解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全球化不断深入、不平等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这种视角显得尤为重要。Blommaert相较于前人的研究更加深刻地强调了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和层级结构，并且解释了这种差异性和层级结构如何相互影响。
此外，Blommaert也强调了“多中心”（polycentricity）在理解全球化进程中复杂社会现象的重要作用。全球化中的任何一个社会实践活动都不是线性的、单向的或者围绕单个中心进行的；相反，其在不同中心（centers）、不同层面（scales）或不同水平（levels）上都会产生作用。权利的不平等是在不同中心之间产生的，因此在分析具体社会现象时应该区分不同层面和中心的作用。Blommaert认为这些中心既包括个体（教师、父母、学生、模特等）和群体（班集体、亚文化群体）或者群体形象（朋克摇滚乐、哥特艺术等），也包括抽象的概念或者观念（比如教会、民族国家、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以及自由、民族等概念）。“多中心”概念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宏观和微观结构相结合的体现，表明了全球化的复杂性，但这并不是说全球化是不可预测的或者是混乱的；相反，全球化在Blommaert的理论框架下可以理解为一个多层次（scalar）、多中心（polycentric）、有不同指向层级的社会系统。
为了说明全球化的这一特点，Blommaert（2005）及其团队调查了比利时Ghent市的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这个居住区大部分居民都是外来移民，包括土耳其人、马格里布人、北非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洛伐克人。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规模移民涌入，这一社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社区居住空间分层现象：中下层中产阶级主要是当地比利时人，他们占据了这个社区的主要街道和购物中心，即中心区；而边缘地区则主要居住着以外来移民为主的工人阶级。Blommaert指出，这种民族—社会—空间（ethno-socio-spatial）的分层现象是欧洲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次，在这些以移民为主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内部，由于语言、民族及文化的差异而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次中心”。Blommaert根据其这些次中心语言状况的不同（如单语制和多语制）将它们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次中心主要是由一种语言占据“官方”主导地位构成的，比如教会、清真寺和公立学校。在公立学校中，荷兰语是官方的学习和沟通语言。学生的表现好坏跟其荷兰语的掌握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在课堂教学中和课后活动中，荷兰语也是主要的沟通语言。该居住区中的清真寺主要使用阿拉伯语进行宗教活动，因此使用阿拉伯语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normative），而其他语言（如荷兰语、土耳其语）则是一种补充性的沟通工具。
第二类次中心指那些出于各种目的有意识地使用多种语言的地方。比如在社区健康中心，由于社区居民很大一部分是外来移民，有自己的母语，为了减少健康咨询和医药治疗当中的沟通障碍，社区健康中心制作了双语医疗咨询手册，以便给每个病人提供及时的治疗。另外，当地一家报纸机构为了给社区移民提供基本读写能力的服务，也有意识地开展了一些双语活动，以便帮助外来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第三类次中心指的是那些没有明确规定使用多种语言，但实际上习惯使用多语的地方。Blommaert及团队调查了一个保加利亚穆斯林经营的咖啡店。这个咖啡店的客户主要是土耳其人，但是也有不少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因此在这样自发形成的多语环境中，人们使用多种不同的语言，形成了一个多语并存的环境。在这个咖啡店里不同种族的人也会使用荷兰语的当地方言进行交流。此外，Blommaert还提到了像公交车站和社区小广场这样的“公共区域”（public space）其实也存在着多个次中心。这些公共空间本来是供所有人使用的，但是它们经常成为当地青少年聚集的场地，而这些场地的公共设施则成为了他们玩耍的工具，比如公交车站旁的座位，广场上的锻炼设施，甚至停车场上的设施。也就是说，不同人对同一空间功能的使用有很大差异。由于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次中心出发而赋予公共空间不同的功能意义，因此成年人对这些公共空间的“正常”使用有时会被年轻群体看作是“入侵”。
通过对这三种类型中心的分析，Blommaert重新审视了语言霸权（linguistic hegemony）、语言同质性（linguistic homogeneity）等语言全球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他指出语言全球化的突出特征并非语言同质性，而是语言的“超多样性”（superdiversity）。从“多中心性”的角度可以理解语言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复杂的语言现象，不同的中心（比如地区性的中心、全球性的中心）在全球化体系中有着不同的指向层级，因此有着不同的功能。从这个角度看，语言全球化的复杂模式也是有序的、分层的，由不同中心在不同的层级水平上同时运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