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 交际民族志研究与互动研究的融合
Silverstein在语言人类学和符号学都有重要的理论建树。在对语言运用的研究中，他受到前人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论述的影响，并灵活运用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符号人类学、语法学等流派中的理论，对文化中的语言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他将Peirce提出的符号学名词引入了语言文化研究中，其中指向性（indexicality）这一概念影响重大。他和同时期的其他学者还将语言意识形态定义为一个研究领域（见6.1.2.1），并对其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Silverstein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美国的单一‘标准语’：标准化和语言霸权的隐喻”（“Monoglot ‘Standard’ in America: Standardization and Metaphors of Linguistic Hegemony”）分析了使用单一语言这一语言意识形态的内在含义和外在表现，以及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多语制是社会的语言现实，但是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美国致力于推行单一的所谓“标准语”（The Standard）。这一推广单一语言的过程被称为语言标准化过程，该过程是通过特定的机构来维持统一的语言规范。标准语相较于其他语言来说处于支配地位，是其他语言使用的“参照系”。
一部分美国学者和民众支持语言的标准化。Milton和Friedman在他们的书《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中用自由市场经济作比，将标准化视为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他们认为，就像自由市场中经济秩序的形成一样，标准的字词和语法都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或机构所规定的，而是在人们自由交际的过程中对用什么字词来指代特定事物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传达给了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在字典中得到规定。整个过程不存在高压和强迫，没有任何人或权力来对这一过程进行控制。当然他们也承认政府和学校系统在语言的标准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Milton和Friedman看来，语言的标准化是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交流而协商达成的共识。政府和学校等机构对语言拥有的控制力在他们看来仅仅只是这种协商的自然合理结果，可以更高效地优化语言。当然也有人并不支持语言的标准化，比如物理学家Dyson认为语言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他运用了一个生物学的比喻来支持他的观点。在生物学上，克隆和分枝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前者指一群拥有相同基因的生物，自然界的克隆只能通过无性生殖得到，这类生物的进化非常缓慢；后者则是指一类拥有共同起源但是具有基因多样性并且互相之间存在生殖隔离的生物。在生物进化史上巨大的飞跃都是由后者实现的。在语言领域中，每一种语言都可类比于一种不同的物种，单一语言的社会就好像克隆，而多语社会则像分枝，所以多语社会拥有比单一语言社会更加强健的生命力，更能推动语言的创新和发展。因此Dyson呼吁社会机构采取措施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语言标准化和多样化的问题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各种讨论关注点有其相似之处，有些相似的观点反复出现。基于上百篇刊登于《芝加哥论坛报》等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与标准语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广告，读者来信和建议专栏的文章等，Silverstein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语言正在经历一个商品化的过程，商品化了的语言及其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是与特定的固有印象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印象无法从人们对话语的理解中分割出去。正因如此，语言可以“指向”（index或point to）其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因此展现个人的语言能力就与展现个人的社会身份联系到了一起。使用标准语的能力是个人价值的加分项，人们可以通过获得标准语这一“财产”或者说“商品”来提升自我的价值。将标准语当成是一种可以获得的商品成为了推广标准语的主导动机。语言的指向功能要求它能够简洁准确地指示特定的事务。而许多对方言了解有限的专栏作家和其他的一些应时作家在文章中大谈方言会造成的困惑，指出方言口音会导致含糊和混乱，只有标准语才是清晰优美的。因为标准语被人们认为是最能够清楚地表达意思的工具，所以使用标准语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是一种每一个消费者都必须获得的商品。与之相对，当以标准语为坐标来衡量方言时，就会把方言贴上吵闹、粗鲁、挑衅、含混等负面标签。除此之外，标准语还与民族国家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被视为民族国家语言认同的象征，这也使得标准语的统治地位更为稳固。
通过大量文本分析，Silverstein表明人们为标准英语附加了许多积极的价值判断，使用标准英语与展现个体优良特质相挂钩，从而确立了标准英语在美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不同的语言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人们对使用非标准语言的人存在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会对交际产生影响。这种附加于语言的社会价值判断与言语共同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有紧密联系，不同的言语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语言意识形态体系。
除了在单语意识形态领域开拓性的研究以外，Silverstein（1976，2003，2006）对语言的指向性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语言的指向性最早是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Peirce在其符号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随后Silverstein（1976）将其引入语言人类学的研究之中。指向性这一术语运用范围非常广泛。它不局限于语言学范畴，还被用来指代“独立于人的解读，指向特定的事物”这一性质，如有“烟”就意味着（指向）有“火”，“安全出口的指示牌”就意味着（指向）那附近有“安全出口”。而社会语言学中的指向性是用来解释微观的语言特征是如何表明超越语言之外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意义。在言语共同体概念中，指向性这一术语起到关键作用，下一小节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细微的语言特征可以揭示许多社会文化信息。Silverstein通过分析美国英语中“葡萄酒话语”（wine talk或oinoglossia）的语料，对指向性和指向层级（indexical order）进行阐释。指向标记具有层级性。微观语言特征直接指向的，也就是话语的语用意义，被称为第一指向层级（first order indexicality）。以敬语（T/V）体系为例，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在对话中使用正式的敬称V形式而非一般的非正式的T形式，那么这意味着在他的理解中他需要对交际对象表达尊重。第一指向层级是在微观的语境中即时实现的。但是，交际和互动不仅受到即时语境的影响，也与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而要理解这一层联系，就涉及更高指向层级。Silverstein定义的第二指向层级关乎语言变项和它们的元语用意义之间的联系。正如他在讨论美国的单一语言意识形态时所提及的，人们对使用某一特定语言的人存在固有印象。在街上偶遇的两个人会通过对方所持的口音和所使用的表达等对对方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等非语言因素作出推断，这就是第二指向层级的体现。
通过“葡萄酒话语”研究，Silverstein（2006）详细地讨论了高指向层级。在市场上主要针对雅皮士一族进行销售的葡萄酒长期以来都是一种代表着尊贵身份的饮食。此外，葡萄酒还拥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鉴赏价值。就像鉴赏绘画、雕刻和其他艺术品一样，鉴赏葡萄酒也有着一套权威的评价结构。专业的酒评家不仅在品酒时遵循一定的流程，还运用特定的词汇来品评葡萄酒。这些专家使用的词汇将葡萄酒拟人化，还运用许多来源于传统英语中具有绅士派头的园艺相关词汇。在葡萄酒的销售过程中，人们强调这套鉴赏话语，使其成为一种雅皮士生活方式的象征。Silverstein指出，当个体遵照这套语言使用规则来消费和鉴赏葡萄酒时，他就展现出和葡萄酒鉴赏家类似的鉴赏力，也就是成为了具有良好教养的、有趣的（或是巧妙的、和谐的、吸引人的、成功的）人。酒评家和销售机构等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了品酒和高雅有趣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当一个人消费葡萄酒时，其话语就指向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第一指向层级在话语和微观语境之间建立起联系，而高指向层级则在言语和宏观语境之间建立起联系（Blommaert 2005）。通过多层级的指向分析，指向性这一概念为社会语言学者们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层面解读言语交际的一条新途径（见6.1.2.2）。语言意识形态是宏观语境的表现之一，它也体现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之中。不同的言语共同体拥有不同的指向层级和意识形态；而在一个言语共同体内部，它们既是成员们的共识，也是交际互动的必要知识，这方面的缺失可能会导致言语使用者之间的误会。Silverstein对语言意识形态和指向性的研究都对其后的互动交际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交际与互动研究的融合是社会语言学的趋势，在过去三十年中涌现了一批以民族志研究为基础，结合交际互动研究的优势，对复杂的社会语言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全面分析的研究。第六章会进一步讨论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