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 交际互动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实证研究

在交际互动研究中存在“言语共同体”与“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辨析。这两个概念十分相似、又有重要区别。首先，二者都强调“共同体”这一概念。“共同体”可以进一步拆分为二，“体”是群体，是人群，“共同”则强调了群体内部同一性和它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异质性。“言语共同体”与“语言共同体”的区别在于“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区别。早在De Saussure于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第一版中，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就得到了区分（De Saussure 2011）。简单来说，“语言”（language）被认为是一个表达观念符号的系统，是一个由词汇（包括语音和语义）和语法组成的体系；“言语”（speech）则是人类所说的话的总和，是个人在具体情境中说话的行为。De Saussure认为，语言具有系统性和稳定性，是一种被广泛接受、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社会事实。而言语是个性化的，暂时性的，以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不能被一个群体同时使用，具有个体性。

然而，不同语言之间的边界往往难以界定。一种语言往往由于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内部呈现出波浪状的起伏变化，而不同语言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Makoni & Pennycook 2012）。因此，要定义“语言共同体”就必须要在能够从动态视角理解语言的同时将其视为离散的可数的单元。在接受这一观点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定义语言边界的标准看法不同，部分学者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只考虑词汇和语法等语言特征，但另一些学者却认为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对于定义语言边界来说至关重要。《民族语言》（Ethnologue）是一个从1951年起专注于考察世界上现存语言，并每年通过线下和线上渠道同时发布的参考文献，它在语言的分类和定义方面具有较高权威性。《民族语言》制定了三条语言辨别的标准：第一，当两种变体的使用者无须学习而仅仅凭借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变体的知识就可以互相理解时，这两种变体被视为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第二，当两种变体的口语在交流时存在一定理解困难但又并非完全无法互相理解时，如果它们在文学和民族身份上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它们仍然被定义为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第三，如果两种变体的使用者在交流中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民族志身份上却有极大差别时，这两种变体仍然会被认定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基于这样一种原则，《民族语言》认为目前已知的语言一共是7099种（基于其2017年发布的数据）。当某个群体使用共同的一种或者多种语言时，他们便可构成一个“语言共同体”。

言语（speech）相较于语言具有个体性，言语共同体的定义也就更为复杂。正如前文提到过的，没有两个人的言语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也会采取不同的说话方式，要定义言语共同体便需要在绝对的变异性中寻找相对的同一性（Bloomfield 1933）。

Hymes和Gumperz对言语共同体的定义确认了社会共同语言规范是存在的，但否认了语言一致性对定义言语共同体的必要性。这与第三章中讨论的Labov对言语共同体的定义有很大不同。Labov注重共有的规范，以及在结构化的语言变异中体现语言的一致性。Labov（1972）研究的核心是语言变体，他所定义的共同规范是指对语言要素的使用和对不同语言变体的评价存在共识。而对于研究交际互动的学者来说，共同规范不仅针对语言变体，还应针对交际互动过程中涉及的各种语言特征，如语用特征和副语言特征等，共同体成员对它们的语用意义和社会意义都应有着共同的判断。

Silverstein对语言形式、语用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他将这三者在“指向性”这一概念中进行统一。传统的语言学对字词句的理解往往集中在其指称意义（denotational meanings）和命题意义（propositional meanings）上，但是在研究交际互动过程中的言语意义时，在指称意义和命题意义外，言语所指向的，即符号的内涵意义（connotational meaning）也是必不可少的（Blommaert & Rampton 2011）。如当说话人突然对某一个字眼加以强调，或者进行语码转换，或者是采用了不同的说话风格时，就必须要对字面意义以外的含义加以分析。在交际互动的过程中，人们约定俗成地对特定语言特征的指向意义（indexical meaning）表现出共同的或相似的理解，共享语言的社会指向价值（indexical value）。通过遵守同样的规则和共同的语言社会指向价值，这一部分人群就形成言语共同体（Silverstein 1998）。指向具有层级性，第一层级的指向是言语特征与微观语境（micro contexts）下语用意义的必然联系，而第二层级的指向是言语特征与宏观语境（macro contexts）下社会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Silverstein 2003）。通过指向层级，人们得以理解在微观语境中交际对象的语言符号所指向的宏观社会意义，并运用它们来达到准确理解对方言语意义的交际目的。如前文所示，在Irvine（1974）的Wolof语问候语研究中，主动打招呼、积极地询问对方以及聒噪的、快速的说话方式都指向较低的社会阶层，而等待别人主动来打招呼、简短地回答提问以及缓慢的、低沉的说话方式都指向较高的社会阶层。但是在问候过程中，人们可以利用具有高层级指向意义的言语特征，在具体的语境中采取积极的策略来灵活地构建身份。如一个人即使主动向对方发起了问候，仍然可以通过将问候的轮次控制在最少的范围内或者使用低沉、间接的说话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交际互动研究中小到几个人组成的团体，大到国家甚至国际层面的群体，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可能存在交叉和覆盖或者从属的关系。每一个言语共同体都有自己的一套指向层级，不同的语言特征在不同言语共同体中指向不同的意义。而个体，尤其是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体，必然会要参与到多样的社会情境中去，因此他们可能同时是多个互不相关的或者相互交叉的言语共同体的成员。不同言语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又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合集（repertoire of social identities），每一种身份在特定语境中都有独特的、合适的语言和非语言表达形式（Saville-Troike 2008）。在交际互动的过程中，个体可以选择遵从不同的言语规范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也是交际策略的一种。

不同言语共同体拥有不同的指向层级体系，这种差异性可能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误会。要保证交际互动的正常进行，必然需要对既有的指向层级体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并不一定是互相的，而常常有可能是不对等的。Blommaert（2010）引入了Wallerstein（1974）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来说明如何填充跨文化交际中的鸿沟（见第六章）。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依据政治、经济和文明的发展程度进行划分，分析了“中心—准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结构。Blommaert指出和言语共同体分层保持一致的是各个言语共同体的指向层级的分层。它们从处于中心地位的言语共同体向四周辐射，这种分层模式被称为“指向的层级”。处于外围或边缘的言语共同体对处于中心地位的言语共同体的指向层级有较高接受度，一般需要由他们（边缘言语共同体）来跨越言语共同体之间存在的鸿沟。Blommaert使用“中心—准边缘—边缘”结构对比利时的非洲难民进行研究，认为非洲难民来自相对边缘的言语共同体，而比利时是相对中心的言语共同体，所以在双方交际的过程中，比利时人处于优势位置，交际互动的规范和规则是由他们制定的。与此相关的语言全球化研究会在第六章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