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4 语言、社会网络和流动性研究
语言接触本质上关心的问题是当一个言语共同体中引入新语言时，会对说话者及其语言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居住于相邻地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来说，当他们之间的交际互动增加时，就会发生语言接触。常见的语言接触还可以是通过征服和殖民来传播有声望的语言。徐大明（2006：252）将语言接触的结果总结为三类：与语言保持情况有关的（包括借用和融合两种情况）；与语言转移情况有关的；与新接触变体的创造有关的（如皮钦语、克里奥尔语等混合语言）。当今世界全球化势不可挡，国内和国际移民、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造成了频繁的人口流动，也导致了大量的语言接触现象。正如前文所述，一个紧密的网络结构会支持网络内部语言规范，并抵制来自网络外部的变化。与此相对，由弱关系构成的社区更容易受到外界变化的影响。Milroy & Milroy（1985：367）提出，“语言创新者可能就是这样一些个体：他们正处在一个缔结很多弱关系的位置上”。因此，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模式对于语言接触现象和语言变异现象具有解释作用。
一种语言的两种或多种可相互理解的变体（方言），在一定的环境下，经说话人的接触，可能会产生该语言的一种新的、在一定区域内具备通用语地位的变体，这个新的变体一般被称为“柯因内语”（koine）。产生柯因内语的这个过程就称作“柯因内化”（koineization）。由于说话者在柯因内语出现之前就已经相互理解，因此柯因内化的过程不像皮钦化（pidginization）和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那样激烈。与它们不同的是，柯因内化过程中没有目标变体，并且具有连续性，因为说话者不需要抛弃原有的语言变体。柯因内语是在原有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口语，它不改变任何现有方言，这一点将柯因内语与方言演变区分开来。
Trudgill认为柯因内化是方言接触的特例，通常在一个语言区内不同地方的移民迁徙至同一个新的地方时最容易发生（Trudgill 1986）。方言接触及其带来的柯因内化，是导致语言变化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对于移民型柯因内语（immigrant koine），Trudgill认为其柯因内化包括三个步骤：混合（mixing）、拉平（leveling）和简化（simplification）。他还归纳了柯因内化的三个阶段（见表4.2），而在实际情况中有些发展阶段与下表并不一定完全对应。
表4.2 柯因内化的三个阶段
（来源：徐大明 2006：263）
大多数关于柯因内化的研究都是事后（post-hoc）研究，考察先前已经稳定下来的方言的变化。因此，研究者能做的只是从理论上解释成年人和儿童是如何在一个柯因内化的环境中表现和学习，以及他们是如何形成新的规范。为了更好地理解柯因内化的微观过程和条件，Kerswill和Williams发起了一个定量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项目，对英国Milton Keynes新城正在变化中的方言进行研究。该城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在伦敦西北部的白金汉郡内，他们将该地区看作一个新的言语共同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部著作和论文报道了Kerswill & Williams的研究成果（如Kerswill & Williams 1992，1999，2000；Kerswill 1994，1996b）。本节主要讨论他们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该文以他们在Milton Keynes新城的研究结果为例，通过八项原则将柯因内化的过程与结果联系起来。
1967年，Milton Keynes被英国政府规划为新城镇，其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到1990年该研究项目启动时已达到145,000人。该城市人口增长的80%来自移民，剩余的20%来自相对较高的出生率。与英国其他城镇相比，60岁以上居民的比例非常低，儿童的比例相对较高。正如大多数移民社区一样，Milton Keynes新城是一个年轻化的城市。其中，15岁以下的居民占25%，15 —39岁的居民占43%。1981 —1990年间，5 —15岁的学龄儿童人数增加了32%，16 —24岁的居民人数增加了54%，与全国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该城的外来人口覆盖英国各地，但76.2%来自英国东南部，仅伦敦就有35.2%左右。绝大多数居民从事体力劳动，调查样本中的所有家庭都是如此。
在Milton Keynes新城的一个混合社区进行试点研究后，Kerswill和Williams选择了十个语音变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所选择的特征是英国南方口语特点，有证据表明它们已经发生了变异和变化。该项研究的样本是一个由48名儿童组成的社会同质群体，4岁、8岁和12岁的年龄组中各有八名男生和八名女生。他们要么在Milton Keynes新城出生，要么在出生后两年内移居到此地。1991年对他们进行了初次访谈录音，1992年底再次进行了录音。Kerswill和Williams还记录了每名儿童的主要看护者，46个孩子的主要看护者是他们的母亲，另两个孩子分别由姑姑和父亲照料。此外，为了获得Milton Keynes新城建造之前这个地区的方言样本，研究者还记录了六位自出生起就在该地区生活的老年居民。
受访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分别在两个相邻的社区上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对样本家庭迁移模式的细分表明，他们代表了整个Milton Keynes新城的人口。然而，就社会经济地位而言，样本家庭并不跨越多个社会阶层，而是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群体，即主要包括体力劳动者，他们主要租房居住。该研究选择儿童作为该项研究的对象，并认为儿童的语言使用和社会身份在其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尤其与儿童与他人的互动方式有关。从以父母为中心的取向开始，儿童将社会交往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儿童，最终形成了青少年同辈群体。他们偏爱流行文化，反对成年人的规范。从语言角度观察，这一倾向反映在青少年对非标准语言的偏爱上。
Kerswill和Williams在他们自己及Trudgill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柯因内化的八项原则，在此我们着重探讨与社会网络相关的第五项，即说话者采用何种方言特征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网络特征。Kerswill和Williams使用（ou）变项发音的定量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一原则。coat和moan等单词中的双元音（ou）的第二部分可以“舌前音化”（fronted，发音在口腔中更靠前），类似于标准英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中的kite或mine。研究人员在从0到3的四级量表上量化了（ou）的舌前音化，0代表没有舌前音化，3表示最大的舌前音化。通过研究个人音位变项的得分（标志值，index score）来深入了解其背后语言以外的影响因素。
该研究显示，四个12岁的女孩得分在2.0 —2.2之间。她们的母亲的得分都比她们要低。所有的女孩都比较善于交际，在学校里有朋友。有一个女孩与祖父母接触较多；另三个人与祖父母没有密切关系。这一年龄组中的两个得分最高的男孩，分别为2.2和1.8；他们的母亲的得分是1.6和1.4。两人都有姐姐，他们与家人都没有较多接触，但在学校都很受欢迎。其中一个男孩提出他的朋友主要是女孩，同时女孩们也认可他是她们的朋友。
12岁以上年龄组中有两个女孩的得分较低，分别为1.4和1.3，与她们的母亲的得分非常接近。其中一个女孩被形容为“害羞”，并且很少接触流行文化。除了母亲之外，她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接触也很少。另一个女孩和家庭成员互动较少，但她与邻居和学校朋友的关系很好。有两个男孩的得分较低，分别为1.4和1.2。他们的母亲的得分是1.4和0.2。第一个男孩个性孤单，没有人把他当作朋友。除了父母之外，他很少与其他家庭成员接触。第二个男孩也很少与非核心家庭成员接触，但程度不如第一个男孩严重。
由此Kerswill和Williams认为影响语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儿童对同辈群体的社交态度，也就是他们对同辈群体社会网络的融合程度。所有高分者都很好地融入了一个以学校为中心的同辈朋友群体；他们善于交际，经常被其他孩子称为朋友。相比之下，得分较低的人与同龄人之间通常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表面上看似乎有不同的个体原因：要么是孩子性格内向，或许还伴随着不融洽的家庭关系；又或者孩子没有机会接触到流行文化，因而成为了同辈朋友群体的局外人。然而，儿童的同辈社交状况超越所有其他因素，成为这一变化中的主导因素。儿童与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接触与（ou）变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关，同辈社交才与（ou）变项显著相关。这一结果与Trudgill（1974）的结论类似：“创新的不是社会边缘群体或下层阶层群体，而是拥有更多资源和更广泛社会联系的群体。”（p. 104）研究者同时对看护者的（ou）变项舌前音化程度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儿童和其看护者之间的总体相关性并不显著。这表明，对于8 —12岁的儿童，主要看护者的元音发音对他们的孩子没有影响，儿童与同龄人在接触方面的差异更能解释该语音变项的不同表现。
同时，Kerswill和Williams对英国Milton Keynes新城的研究也支持了Milroy的结论，即语言变化在移民人群中比在有较强当地基础及紧密社会网络的人群中的传播速度要快。与自己社区之外的人有较多弱联系的人最易使用新的语言变体，这些人也是推动语言创新形式扩散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