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底特律城区语言变异研究
Shuy et al.（1968）的底特律方言研究是早期大规模语言变异研究的代表。该研究主要讨论底特律城区中的社会分层与语法结构、音系结构和词句结构这三个语言学层面上变异现象的对应性。尽管作者没有在报告中明确使用言语共同体这一概念，但是把底特律城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变异语言学研究的方法与Labov在纽约的研究具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该项研究是对Labov语言变异研究的发展和对于城市大规模研究方法论层面上的探索。
为了准确地反映该城区的语言变异特征，Shuy et al.（1968）采用随机性样本，共选取了702名底特律居民，其中包括31个学校区域内的250户家庭，并且每个家庭至少采访了两个人。访谈中至少包括三种形式的言语活动：会话风格（conversational style）、单个回应风格（single response）和阅读风格（reading style）。在社会变项上他们选用了性别、种族、年龄、出生地、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把言语活动和社会分层联系起来。在语言变项的选择上，研究从语法指数、音系指数以及从句和名词词组结构类型三个方面分别选定了语言变式。
首先，研究人员把多重否定（multiple negation）和代词同位语（pronominal apposition）作为语法指数（grammatical indices）。当时的教育者们认为这两个语言特征具有“污名化的”（stigmatizing）意义。实验调查了这些语言变项的使用与说话人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关系：女性、成人以及白人比男性、小孩和黑人对语言的使用更加敏感；社会等级高的人很少使用多重否定，社会等级低的人使用频率则很高。代词同位语虽然在使用上没有多重否定体现的社会分层明显，但是整体上保持跟多重否定一样的趋势。针对这两个语言变项在社会分层上的差异性，研究人员认为，一方面多重否定是最明显的能够反应美国英语中社会分层的语言指标（index）之一。另一方面，代词同位语这一语言变项并没有普及到可以进行社会分层的程度。
其次，Shuy et al.（1968）还选用了鼻辅音/m/、/n/、/ŋ/为音系指数（phonological indices）。这三个鼻辅音在音节首位有着明显的差别，然而当鼻辅音音素出现在了音节末尾的位置时，或者当它是音节最后一个辅音音丛的第一个音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语音变体。研究人员称这种现象为形态音位（morphophoneme），符号上用垂直的线表示“| |”，例如“|N|”中N是鼻辅音，而一起表示的是鼻辅音的形态音位，语音上表现为元音和半元音的鼻音化。在描述上，Shuy et al.（1968）认为三个鼻辅音共用了同一个音位变式，即[~v]（v指的是元音）。所以，|m|、|n|和|ŋ|分别可以表现为/m/、/n/、/ŋ/或者音位变式[~v]（其中元音根据元音音素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区分了“规范”（normative）和“非规范”（non-normative）音素，规范音素（normative phoneme）指的是单词以孤立的形式出现，例如/m/、/n/、/ŋ/；而不规范音素则是规范音素的变异，往往会以上标字母的形式表示，即当规范音素是/n/而出现了/m/的时候，这里的不规范音素会用符号表示成/m/n。
通过分别计算[~v]和不规范因素出现的频率，以及这些语言变式和社会因素的关系，Shuy et al.（1968）得出以下发现。（1）[~v]在音节末尾或辅音丛结尾（coda）的第一个位置出现的频率高低与受调查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相关。社会地位低的受调查人比地位高的受调查人使用[~v]的频率高。[~v]的表现方式不是出现与不出现的对立，而是出现频率高或者频率低的问题。这说明[~v]不是自由变式，而是受到社会影响的语言变异。（2）性别间差异不体现在[~v]的使用上，而是在/n/ŋ的使用上。（3）黑人和白人在[~v]、不规范音素以及/n/ŋ的使用上存在差异，通过鼻辅音的出现频率能区分社会阶层和种族社区。（4）尽管在考虑所有样本或者在平均社会阶层以下的样本的时候，不同年龄分组在[~v]、不规范音素以及/n/ŋ的使用上只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在社会中层以上的青少年中，年龄组之间在鼻辅音的使用上的差距很大。这可以说明鼻辅音现象从社会中层以上是以年龄分层的。因为当把语言变项锁定为/n/ŋ时，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把受试分成四组，所以/n/ŋ可以被看作是相对于其他音系指数最能与社会阶级相联系的音系指标。
最后，Shuy et al.（1968）的底特律方言研究还讨论了不同类型词句结构和社会变项之间的关系。其语言变项主要包括从句和名词词组结构类型，并划分出16种从句类型，如独立的从句（通常由if/when连接），并列从句（用and/or链接），定语从句和插入语从句等。通过观察四名受访者使用各种从句结构和各个要素的频率，研究人员发现有一名受访者表现出明显有别于其他三位的语言变异特征，而该名受访者与其他三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受教育程度，而不是种族或者年龄因素。此后，研究得出结论：阶级是具有最明显区别作用的社会变项，种族和年龄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
总体来说，Shuy et al.（1968）对底特律地区的方言从语法、语音和句式层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语言变异研究，主要考虑了在各个语言使用层面上由社会阶级、年龄、种族这些社会变项所带来的语言变异。尽管不同语言层面的表现不一，但是该研究揭示了底特律城区内的社会分层对语言变异的作用，证实并发展了Labov关于言语共同体内具有的有序异质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