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 Trudgill的方言变异研究

Trudgill（1974）在诺里奇城区的研究探究了语言变项与社会阶级和言语风格的关系。研究者沿用Labov对言语共同体的定义，认为诺里奇城区是一个具有异质性的言语共同体，这也是由这一地区的地理历史背景决定的。尽管不是英格兰地区最大的城镇，诺里奇在文化和商业上对周围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诺里奇在历史上曾经是城市化进程中移民密集的地区，到Trudgill进行研究时仍然常人口流动频繁，多以上班通勤为主。

为了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研究以准随机的抽样方法（quasi random）的方法选择了四个能够代表城市整体的社会和经济特征的区域，分别是Eaton（E）、Lakenham（L）、Hellesdon（H）和Westwick（W），并从中选取了60名受调查人。研究者认为语言和社会现象的共同变异（co variation）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存在于社会的差异性之中，表现为社会阶级以及个人的年龄和性别的差别；另一个存在于社会环境和个体融入社会的情境之中，即言语风格。在衡量前者社会阶级变项时，他引入了社会指数（social indices），考虑了职业、收入、教育、本地属性和父亲的职业共六个指标，把诺里奇的受调查人口归于五个社会阶级，包括中层中产阶级（MMC）、下层中产阶级（LMC）、上层工人阶级（UWC）、中层工人阶级（MWC）和下层工人阶级（LWC）。在考虑后者不同的社会情境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时，他在访谈和调查问卷的设计中区分了正式（FS）和非正式语境（CS），使用了包括阅读文段（RPS）、含有最小对立体（MP）的词表（WLS）在内的访谈材料。在访谈提问中还设计了多种话题类型，让受访者有意或者无意地表现其言语特点。

尽管Trudgill（1974）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探讨音系变项与社会参数之间的共同变异关系（co-variation），但是因为音系研究本身的复杂性，Trudgill首先从现在时态标记的角度探讨语言特点与社会阶级以及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现在时态标记（present tense marker）具体表现为说话人在本该使用he loves、she loves、it goes的现在时态时，使用了he love、she love、it go这些没有第三人称标记的用法。这一语言变异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分化得十分明显：在非正式的语境中，工人阶级无标记现在时的使用基本一致，使用频率高于70%，中产阶级的使用频率则小于30%；在正式的语境，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上层工人阶级的使用频率减少了30%，降到38%，但是中层和下层工人阶级的使用频率仍然保持在68%以上。中产阶级在正式语境中则很少或者几乎不会使用无标记的现在时态。由此说明，这一用法是诺里奇言语共同体中社会阶级的重要标记，它的形态变异表明“无标记的现在时态”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是“被污名化的”（stigmatized）语言特点。同时，这一语言变异现象也支持了Trudgill的假设，即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差别是现代英国社会最大的阶级划分。

Trudgill一共调查了16个不同的语音变项，包括三个辅音变项（h）、（ng）、（t）和13个元音变项（a）、（ā）、（a:）、（e）、（er）、（εr）、（ī）、（ir）、（o）、（ou）、（ō）、（ū）、（yu）。Trudgill在研究辅音变项时发现，社会阶层高的受访者会在singing、butter这些词中更频繁地使用[ŋ]、[t]而不是[n]、。他认为（ng）这一语言变项在社会阶级和风格差异上是非常典型的。（ng）是社会情境中的指标，它在社会意义上区别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风格变异也在上层工人阶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Trudgill认为这表现了上层工人阶级的语言不安全感。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男性比女性更多使用[n]。综合这些音系变项研究，他得出了四个结论。第一，不是所有的阶级变异的变项都会参与到风格变异中来。参与到风格变异中的变项需要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之中的一个或多个：（1）正在经历语言变化；（2）承受着明显的被纠正的压力；（3）参与到表层的音系对立（phonological contrast）中来；（4）与对应的标准口音之间有标记性的差别。第二，与阶级和性别差异相关的语言模式通常是进行中的语言变化的结果。自下而上的变化（change from below）往往是由中层和上层工人阶级年轻男性所引导的。第三，一些变项组在语音空间上的差别大小是随着阶级和风格变化而变化的，这对于揭示音系理论和语言变异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诺里奇英语中主要有三组变项在音素合并（phonemic merge）上与标准英语不同，比如（ou）knows和（ō）nose在诺里奇英语中是有差别的，而在标准英语中却不加区分；（er）beer和（εr）bear以及（ō）boat和（ū）boot这两组在标准英语中是不同的，在诺里奇英语中却没有差异。对这些变项的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释音系单位的交叉表现，说明了最小对立体测试的意义，并支持了深层和表层结构区分的音系理论。第四，诺里奇言语共同体属于内在的语言变异，而不属于方言混杂（dialect mixture）现象。

Trudgill的研究从言语风格和社会阶层两个方面进行变异语言学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展现出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是对Labov的言语共同体的研究的发展。虽然该研究在设计变项和样本选择方面有一定局限，但仍然是变异视角下言语共同体研究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