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 社会网络理论
4.2.1.1 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
在社会学中，社会网络这一概念最早是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各类复杂关系的一种隐喻表达。德国古典社会学家Simmel在1908年《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研究》（原版为德文，英文版译为Sociology: Inqui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orms，2009）一书中把社会想象为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是社会网络的理论雏形。英国人类学家Radcliffe-Brown首次使用社会关系网络来描述社会结构，将社会结构界定为“实际存在的关系网络”（Radcliff-Brown 1940：2）。但这也是对社会网络思想的一种隐喻，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还是有所区别的（Wellman 1997）。
真正促使社会网络成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是英国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该学派的Barnes（1954）首次使用“社会网络”概念对挪威南部Bremnes渔村中跨越亲属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社会联系进行了分析，将社会网络从一种隐喻的表达转化为切实的概念。Barnes认为，社会生活的整体是由线段串联起来的点所形成的整体关系网络。他是这样描述社会网络的：
每个人都和其他一些人产生联系，其中有些人之间有直接联系，有些人则没有……我觉得把这种社会领域称为“网络”很方便。我拥有的图像是一组由线段串联起来的点。图像中的点代表人或群体，线段则表明哪些人之间有联系。
（Barnes 1954：43）
这项研究为后来的社会网络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受到Barnes的影响，Bott将社会网络理论应用到对英国都市家庭和夫妻关系的研究中，并首次提出了衡量网络结构的尺度——结（knit），相当于现在所用的密度（density）。她认为家庭网络可以是“紧密的”（close-knit），可以是“松散的”（loose-knit），也可以介于这两者之间。她于1957年出版的著作《家庭与社会网络》（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是社会网络研究的经典文献之一。Mitchell（1969）把社会网络符号化，给出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系统框架。他提出一些重要的网络概念，如关系的“密度”、“可达性”（reachability）、“持久性”（durability）、“范围”（range）、“互惠性”（reciprocity）、“强度”（intensity）、“频次”（frequency）等，还提出了“整体网络”（total network）和“个人网络”（ego-centered network）的概念，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网络研究中公认的基本概念。
社会网络理论提出之后，受到了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网络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美国社会学“新哈佛学派”运用数学工具将社会网络分析发展成了一种有影响力的结构分析方法，Granovetter（1973）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他将人际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strong ties）和弱关系（weak ties）两类，并提出弱关系（如与“朋友”相对的“熟人”关系）促进了不同群体间的信息流动，在找工作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Granovetter 1973）。该观点得到广泛认同，推动了美国社会网络分析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加拿大社会网络分析在多伦多成立了专门的社会网络研究学会——“国际社会网络分析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INSNA）。此外，《联络》（Connections）、《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社会结构学刊》（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等一批学术期刊先后创刊。这标志着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已经成熟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社会网络研究快速发展，不再局限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政治、经济、传播、健康与疾病管理等领域均有所涉及（Freeman 2000）。
4.2.1.2 语言学中的社会网络理论
语言学中关于人际网络关系对人们语言使用的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1905年，瑞士语言学家Gauchat在对瑞士一个小乡村的方言的研究中发现，“一个人的语言使用与其在某个当地网络（local network）的成员身份具有相关性”（Sarhimaa 2009：164）。Gumperz（1958）关于种姓制度与语言使用的研究探讨在北印度的一个村庄中有三个“可接触”（touchable）种姓和两个“不可接触”（untouchable）种姓（见第二章）。调查显示，三个可接触种姓说共同的方言，两个不可接触种姓各讲自己的方言。这表明种姓接触越频繁，就越趋向于构建紧密的社会网络，并说同一种方言；种姓接触越少，他们之间的联系越少，他们使用的方言之间的差异就越大。
直到1975年Milroy & Milroy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市开展语言变异研究（Milroy 1980），社会网络分析才被首次系统地应用到社会语言学研究中。该项研究比较了来自三个地位较低的工人阶层社区的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模式，并分析了八个音位变项（variables）与说话者的社会网络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Milroy提出了“密度”（density）、“复合度”（multiplexity）和“聚合圈”（cluster）三个概念来分析网络结构，并设计出一个“网络强度测度”（Network Strength Scale，NSS）来反映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同时，她计算出每个音位变项的标志值，然后按地区、性别、年龄分组加以比较，最后用Spearman等级相关法（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检验各种统计数字。结果显示，贝尔法斯特地区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网络强度与其土语（vernacular）使用率大体呈正相关，即社会网络强度越高，土语的使用比重就越大。由此可推断，密度和复合度高的网络（或称为“封闭型网络”，closed network）会对其成员形成一种压力，要求他们保持当地土语的特征。该研究在本书4.3.1部分详细讨论。总的来说，Milroy & Milroy在贝尔法斯特所作的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研究将社会网络理论正式应用到社会语言学研究中。
变异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概念强调成员在语言使用规范上的一致性，而社会网络研究则更注重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异社会语言学和社会方言学研究表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及其特性规定了群体内部的社会秩序，建立了价值观，并确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个关系网在微观个体和宏观社会结构（如阶层）之间发挥着配置作用。因此，声望（prestige）或权势（dominance）并不能直接影响个人行为（包括语言行为），而是通过网络对其加以限制（Granovetter 1973）。社会网络开启了语言变异研究的新范式，为解释特定共同体中的语言变异模式和语言变化机制提供了新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