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 徐大明等的城市语言变异研究

在《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一书中，徐大明（2010）称语言变异研究为“现实主义的语言研究”（与“理想主义的语言研究”相对）。具体是指，变异语言学家在发现变异现象时，力求了解和分析其变异产生的形式和条件。变异语言学研究主要方法是将语言实际使用中交替出现的不同形式确定为一个变项，然后对这些不用形式出现的频率和条件进行定量分析（徐大明 2010：347）。徐大明及其团队将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城市语言调查中。他认为，这一研究领域以发现语言社会的现代化特征及其运作机制为研究目标，针对的是我国社会和语言生活的大变革。言语共同体理论与城市语言研究是分不开的。言语共同体理论本身承认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城市语言研究可以为言语共同体理论的研究提供实证支持。本部分将以徐大明（2001，2008）和王玲、徐大明（2009）两个研究为例简要介绍中国语言变异研究和城市语言研究。

徐大明（2001，2008）的北方话鼻韵尾变异研究针对语言变异与言语共同体的一致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徐大明及团队从1987年到2006年间，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开展了多次数据收集工作。包头市是1958年以后随着包头钢铁公司等大型国营企业的建设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典型的工业移民城市。第一代移民是20世纪50年代陆续从东北、山东、上海等地抽调过来的技术工人。昆区是包头市的中心城区，市政府所在地。1987年，徐大明在当地进行社会语言学调查时，昆区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社区，几乎所有在业人员都是国营企业的员工，被调查者的收入差距按照国际标准来说不算大。在昆区，与社会经济地位最相关的分类是“工人”与“干部”的身份区别。因此，徐大明选择“工人/干部”作为一个社会因素。此外，他还选择了五个语言环境因素变项和另外八个社会、语体变项，在这里我们仅讨论社会环境因素变项的统计分析结果。

徐大明采用定额抽样和Milroy式（Milroy 1980，1987）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采集了70位当地居民的自然谈话语料。这种语料收集办法，一方面考虑到性别、年龄、职业等社会变项，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国情。徐大明（2001）提到，“人们一般不愿意在自由谈话的情况下被录音。除非是很信赖的人，人们不会相信你录音保密的承诺，也不会在你的录音机前无拘束地交谈。但是，通过个人之间的关系介绍的调查者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这些困难。”徐大明通过在该社区的几个初始联系人进入了他们的社会网络，特别在网络成员之间进行内部谈话时，录制了自然谈话的语料，最终得到一个由70名说话者、5000余词次的鼻尾韵变异实例样本。

在1987年调查的基础上，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于2003年、2004年和2006年先后组织了三次赴内蒙古包头市进行社会语言学调查活动，对昆区的鼻韵尾变异情况进行了新的发展。与1987年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研究人员确定了鼻韵尾变异十几年来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他们研究了北方方言中以/-n/和结尾的音节，通过对语音变式的频次分析，确定了三个语言变项：元音鼻化变项、鼻辅音脱落变项和元音儿化变项。其中，元音鼻化变项有鼻化元音和非鼻化元音两个变式；鼻辅音变项有鼻辅音形式（未脱落）和零形式（脱落）两个变式；元音儿化变项则有儿化和未儿化两个变式。该研究采用了“变式规则分析法”，综合分析了在语言结构和社会因素制约下的语言变异关系。从元音鼻化变项的分析结果来看，与1987年包头调查的语音进行对比，“鼻韵尾脱落”这一语言结构对元音鼻化的制约作用在16年来都保持了一致。徐大明认为这个现象和Kerswill（1993）在卑尔根的研究中发现的“亚社区”直接的一致性是十分相似的。在分析“临近音节的鼻化”对元音鼻化的制约作用时，他还考虑了这一语言结构对北京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讲话人样本使用元音鼻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临近音节的鼻化”不仅16年间在包头一致，还在北京和包头之间也是这样。然而，“后续因素”对元音鼻化的制约作用则表现出了相反的情况，在北京的调查中（n）变项内“后续元音”有利于鼻化，而（ng）变项内“后续停顿”有利于鼻化；1987年的包头“后续元音”和“后续鼻化”都有利于鼻化；2003年至2006年的包头则显示停顿有利鼻化。徐大明（2008）认为这种同一个言语共同体内不同时间制约因素相反的情况，可以结合北京的同一个共同体在同一时间内出现的同一情况加以理解。因而他认为包头的案例说明“亚共同体”之间在个别变项上的差别可以理解为进行中的变化。同样，他认为“鼻韵尾脱落”和“元音儿化”的分析也说明其语音制约模式在大方向上保持了一致。由此，他认为亚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是普遍的，制约模式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

综合包头研究的结论，徐大明认为共同体内部很难实现理想的一致性，实证研究呈现的是统计结果上的相对一致性，这种相对一致性是有序的。综合1987年包头、2003年至2006包头和1981年北京的调查结果，徐大明得出一致性等级是按照从“同一时间地点”到“不同时间同一地点”，再到“不同地点”来排序的。

王玲、徐大明（2009）的合肥科学岛言语社区调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了言语社区的内部一致性特征。合肥科学岛又称“董铺岛”，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为一个综合性的科研基地。该研究从“语言态度和变体选用”和“语言变异的评价和制约”两个部分对基地的语言变异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象集中为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职工，142人参与了访谈，一共有70个小时的自然语料。研究分析选用了其中60个人的录音样本，男女各30人，样本覆盖了科学岛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受教育程度方面，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31人（52%），中等教育背景的25人（41%），受过小学教育的4人（7%）。研究在分析方法上选用了变式规则分析法。首先，研究人员从宏观层面考虑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两个因素。在语言使用方面，研究发现普通话的使用概率与交际场合的相关程度较高：工作场合和大商场中使用普通话的频率最高，其次是菜市场，普通话使用最少的是家庭环境。同时，在238份问卷中，能说普通话的人占93%，只会说普通话的有12人，只会说方言的有16人。女性说普通话的比例（75%）明显高于男性；而只会说方言的受访者年龄都在50岁以上。结合受教育程度考虑，研究发现文化水平越低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越低。根据以上两点，研究者认为这种情况符合“双言制”理论的特点，普通话是高变体，而汉语方言是低变体；正式场合多使用普通话，非正式场合多使用方言。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也越高。在语言态度方面，研究者从功利性和情感性两个角度出发，发现65%和43%的受调查人认为普通话比方言更有用、更能成为身份的象征；51%的科学岛居民觉得普通话更好听、更文雅，22%的居民认为普通话更亲切。综合两者考虑，研究者认为在宏观层面科学岛居民在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上存在一致性。然后，研究从微观层面确立了七组研究变项，分别为（i）、（y）、（u）、（ŋ）、（n）、（尾）、（ər）。其中（i）具有[i]和两个语音变式，（y）具有[y]和两个语音变式，（u）具有[u]不脱落和[u]脱落两个语音变式，（）具有和[n]两个语音变式，（n）具有[n]和[l]两个语音变式，（尾）具有喉塞尾消失和喉塞尾出现两个语音变式，（ər）的语音变式是儿化和非儿化。所有的语音变式前一个为标准形式，后一个为非标准形式。在标准与非标准的区别上，七组语音变项中有六组都表现为“标准”形式的语音变体的使用频率高于“非标准”形式，只有儿化这一语音变项除外。在影响科学岛语音变项的语音因素方面，研究着重考虑了声调和字的位置这两者对语音变异的制约作用，而结果显示在七组语音变异受声调的制约作用大于字的位置。在综合考虑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原住地这四个社会变项对语言变异的制约作用时，研究者得出了科学岛内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异的制约力具有一致性的特点的结论：男性较女性使用更多地非标准变体，年龄越小越倾向于使用标准变体，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倾向于使用非标准变体等。由此王玲、徐大明（2009）得出了合肥科学岛是具有内部一致性的言语共同体的结论。

总体来说，徐大明等的城市研究沿袭了语言变异传统，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出发，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讨言语共同体的构建，尤其是共同体内部一致性的形成。在宏观层面，言语共同体的一致性体现在对语言态度和语言变体的选用。研究显示，成员使用标准变体（普通话）占主流趋势，对标准变体（普通话）的正面评价也占主导。在微观层面，一致性体现在对语言变项的评价和语言变式的选用。研究显示，共同体成员使用标准变式（普通话语音）占主流趋势，而且语言因素和社会因素对语音变项的制约力也都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证据都表明，共同体成员在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两方面均显示出一致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