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语言变异理论概况

3.1 语言变异理论概况

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语言变异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逐渐在国际学术界确立起来。一般认为，Labov于1963年发表的“音变的社会动机”（“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是语言变异研究的开端（Chambers et al. 2002）。与Hymes和Gumperz所面临的情况相类似，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学研究对象主要是规则性的语言结构本身，而社会中使用的语言则因为其表象的不规则性，经常被排斥在语言学研究之外。Labov发展了他的老师Weinreich关于语言是“有序的异质体”的观点。他提出“异质性”主要体现为语言在具体使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变异，而“有序”则体现为语言使用与言语共同体内的某些社会因素之间相对应的关系，即有规律的关联性。从新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s）的观点来看，这些有规律的语言变异能够反映出某一特定言语共同体下的语言变化趋势。例如，Labov的经典的马萨葡萄园岛研究就发现了元音央化的语言变异现象与社会因素的对应关系。他发现元音央化这一语音现象的社会意义，即元音央化的使用与岛上居民的身份之间的关系，构建了“葡萄园居民”这一身份。这样，他对马萨葡萄园岛“有强烈的归属感的居民普遍使用元音央化”的这一语言变异现象给予了恰当的解释。Labov的这一开创性研究揭示出表面上混乱无序的语言变异现象之下所对应的社会行为的规律性。由于研究方法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Labov的语言变异研究成为了系统地研究社会中的语言变异和变化的典范。经过一批语言学家在不同的社会和语言背景下进行的研究和探索，语言变异学派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每年召开名为“变异研究新方法”（NWAV）的会议，以《语言变异与变化》（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

言语共同体这一概念在语言变异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可以说它是语言变异研究的基础。这一概念在语言变异研究中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在Weinreich、Labov和Herzog于1968年出版的《语言变化理论的实证性基础》（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中反映出来了，特别是Herzog（1965）的波兰北部语言文化地图集研究和Labov（1966）的纽约下东区研究。这两项研究一方面论证了语言是“有序的异质体”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言语共同体这一概念在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Labov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是具有个人特征的（语言）行为（idiosyncratic behavior），而应该是在有规律的社会因素相互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由在语言使用上相同或者有系统性差别的个体所构成的言语共同体。也就是说，言语共同体是先于个人的，因为个体的行为只有在研究他所属的社会群体中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Labov（2010）在论述社会语言学的核心原理时还指出，人类语言机能是植根于人类生理机能的演化性发展（evolutionary development），它可以是人类认知、再创造和应用这一抽象模式的能力。语言学分析不应把个体的言语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应该考虑个体的行为是在何种程度上与广泛的共同体模式相符合的。语言不单单是抽象的语言符号，而是在某一社会、某一人群、某一社区、某一共同体中使用的言语，因此语言变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言语共同体这一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