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 社会网络和双语社区的语言转移研究
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双语社区的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移研究中也同样适用。研究人员采用了一般原则变体：主要由强关系构成的网络支持少数族裔语言，抵制语言转移的制度压力；但是当这些网络强度削弱时，语言可能会发生转移。本节主要讨论Gal（1979）在奥地利Oberwart的研究和Milroy & Li Wei（1995）在英国Tyneside华人社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与单语社区的研究大致相同，都是将观察到的语言使用模式与特定的社会网络模式进行关联。
4.3.2.1 Gal的奥地利Oberwart研究
Gal（1978）中的Oberwart是位于奥地利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与匈牙利相邻。因为当地人有使用匈牙利语和德语的传统，所以Gal将其看作一个双语共同体。传统上，当地的农民一般说匈牙利语，只有在与非本村人或陌生人交谈时才使用德语。20世纪20年代，孩子们彼此之间还只说匈牙利语，但是到了1978年Gal在进行田野调查时，15岁以下的孩子们互相之间使用德语交流已变得十分常见。年轻父母不再像长辈那样用匈牙利语与孩子交谈，而是通常用德语，偶尔用匈牙利语。在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中，Gal发现这种语言转移首先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大约自1950年起，当地开始了以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德语被视为一种“高变体”（high variety），与现代城市价值观念相联系，而匈牙利语则被视为一种“低变体”（low variety），与传统的乡村农民价值观念相联系，对年轻人来说它承载着一种消极的社会意义。如果一个Oberwart人不想再务农，掌握德语则是必不可少的。
Gal（1978）认为除了不同语言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不同以外，还有三个因素影响着Oberwart居民的语言选择，即说话者年龄、性别和社会网络的性质。Gal以年龄作为变项来观察说话者对不同谈话对象说话时选择的不同语码，发现年龄可以反映出研究对象从匈牙利语到德语的一种转移趋势，却不能解释一些例外情况。因此，Gal采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观察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和社会关系，探讨说话者人如何选择语码。
在这一研究中，社会网络被定义为与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单元（平均为七天）里交谈过的所有人（又称为联系人）。Gal通过问卷法和观察法调查了32位居民（18位女性和14位男性）的语言使用情况。Oberwart居民将拥有猪或牛的人定义为农民，根据这一标准，被调查者的网络联系人被分为两类：（a）家里有猪或牛的人，即农民；（b）家里没有猪也没有牛的人，即非农民。结果显示，一个人社会网络中的农民越多，他使用匈牙利语的社会场合也越多。该研究认为一个人社会网络中符合（a）类条件的联系人比例越高，即农民化程度（peasantness）越高，其使用匈牙利语的可能性就越高。Gal（1989）通过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构成来预测其语言选择，证明了社会网络对说话者的语言使用有重要影响（Gumperz 1964；Labov 1973b）。
根据对语言选择、年龄和社会网络的农民化程度三者的测量，Gal对被调查者进行排列，再两两计算排名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来证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样本整体来说，只和工人交往的年轻人使用匈牙利语的情况最少，与农民交往最多的老年人使用匈牙利语的情况最多。主要和工人往来的老年人在语言选择上最接近年轻人，主要和农民往来的年轻人则比同龄人要更多地使用匈牙利语。就性别来说，男性人群中从最年长的一代到最年轻的一代，德语的使用频率逐次增加。但对每一代人来说，那些社会网络非农民化程度高的受访者使用德语的增加幅度最为明显。最年轻的男性群体使用匈牙利语的比例较其他群体要低，但是社会网络农民化程度显著的年轻男性使用匈牙利语的情况更多。而且不论社会对匈牙利语的负面评价如何，这些年轻男性在许多情况下依然喜欢向他人展现自己的农民身份。
女性人群的语言选择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在最年长的一代女性中，样本里没有人拥有非农民的社会网络。这不是采样误差，而是反映年长一代女性的活动范围和能接触到的社会联系人都十分有限。到了年轻一代，女性的社会网络模式就和男性的基本一样了。她们和男性一样，社会网络农民化程度越显著的女性使用匈牙利语的情况就越多。最年轻的一代女性与年长的女性和男性都不同。首先，这些最年轻的女性比社区内其他人，包括最年轻的男性群体，使用德语的情况要多。此外，对这些女性来说，社会网络的农民化程度对她们的语言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拥有农民化社会网络的年轻女性在使用匈牙利语上和拥有非农民化社会网络的年轻女性一样少。而对所有男性来说，他们社会网络的农民化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使用匈牙利语的情况越多。这一差异与男性和女性对农民生活的态度有关。农民生活对最年轻一代女性的吸引力不像对男性的吸引力那么大。尽管年轻的男性普遍倾向于从事工商业，但是其中有一些人想接管家庭农场。他们认为务农跟其他职业一样，都是一种工作。这些人家里都拥有足够的土地，这份“职业”尽管不像拿薪水的工作那样赚钱，但至少也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谋生之道。相比之下，年轻女性可选择的机会多了，她们也不愿意接管家庭农场，也明确表示不想和农民结婚。在Oberwart的年轻女性看来，农妇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相比显得尤为卑微、艰难。为此，即便是社会网络农民化程度高的年轻女性在许多场合也不愿意像农民那样使用匈牙利语。
4.3.2.2 Milroy & Li Wei的Tyneside华人社区研究
与Milroy & Milroy （Milroy 1980 a，1987；Milroy & Milroy 1992）研究的内城工人社区、Gal（1979）研究的农村社区不同，Milroy & Li Wei（1995）研究的是移民社区。英格兰东北部的Tyneside华人社区是一个中英双语共同体，Milroy & Li Wei对该社区中语言转移的社会轨迹进行了定量分析，同时将不同的网络类型与不同的语言使用模式联系起来。他们区分了当地的三类移民群体，而这三类群体基本上与祖父母、父母和子女这三辈人重叠，但也不是完全对应。每类群体都有不同类型的网络关系，祖父母一代主要与亲属交流互动，父母一代主要与其他英籍华人交流互动，子女一代与非华裔同龄人的联系更为广泛。可变的网络模式依次又与七种不同的语言选择模式相关联，在这些模式中，英语和汉语要么是单一使用，要么是在不同程度上配合使用。自Milardo（1988）的研究以来，学者们将交换网络（exchange network）和互动网络（interactive network）区分开，大致相当于强关系和弱关系。此外，研究人员们还区分了一种对移民或流动人员来说尤为重要的“被动”（passive）关系，例如，在地理意义上相距很远的亲戚或朋友的关系。被动关系意味着缺乏定期联系，但仍然具有影响力，并能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持。
大多数研究发现，身处于同一地域的人们通常拥有较强的网络关系。但是Tyneside的华人并不居住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因此地域因素不能用于评估他们的社会网络强度。Li Wei选择了20个华人作为调查对象，在相关维度上比较分析每个人的社会网络，比如他们的年龄和族群构成。结果显示，强华人网络与老一代移民广泛使用汉语有关，弱网络与在英国出生的新一代移民广泛地使用英语有关。最有趣的是，每一个群体内部都有许多微妙的、各不相同的网络模式，比如该社区的教会（True Jesus Church）就与人们的社会网络和语言选择有直接关系。
Li Wei认为，该教会主要作为文化和社交活动的支持机制发挥作用。该教会成员中在英国出生的华裔年轻人使用汉语的比例明显高于整个社区华裔年轻人的平均水平。这是因为该教会的年轻人之间保持着很强的社会关系，他们之间通常用粤语交流。Li Wei还注意到一种流利的粤语—英语语码混合模式，这是该教会青少年的语言特征。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与Zentella（1997）对纽约波多黎各年轻人广泛使用的西班牙语—英语混合模式的解释大致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年轻人都找到了相似的方法来解决他们自己有限的语言能力问题，这与他们想和非英语母语者保持社会关系的愿望有出入。在这些情况下，社会网络分析不仅能用来解释双语社区中语言转移的社会轨迹，还能用来解释特定的语码转换模式（Milroy & Gordon 2003：126-127；徐大明 2006：2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