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 变异视角下的言语共同体实证研究

上文对实证研究的讨论中已经提到语言变异学者在言语共同体方面的语料收集和分析，这一小节总体归纳这些与言语共同体相关的实证研究。首先，Labov的马萨葡萄园研究已经开始显现言语共同体概念的雏形。他的纽约百货商店和下东区研究对言语共同体概念意义重大。该研究表示语音变项（r）的语音变式“全部使用卷舌音[r-1]”无论是在百货商店的快速匿名调查中还是在下东区的系统的社会语言学访谈内，都在上层中产阶级中保持着一致的趋势。Labov（1989）在费城的短元音（a）的研究是以解释言语共同体中的结构性基础为目的的研究。费城言语共同体一方面是由美式英语使用者组成的言语共同体中的次共同体，而另一方面在费城的言语共同体之中又存在多个亚共同体。研究对100名受访者录音中的6,000份语料进行分析，考虑了年龄、性别、种族和居住区域这四个社会变项和短元音（a）这一语音变项。具体而言，语音变项的两个语音变式分别为紧张（tense）[æ]和放松（lax）[æh]，分别考虑了（a）出现的语言学环境和语法结构。在语言形式上区分了正式和非正式两种风格。通过分析短元音（a）的音系模式，研究发现，在费城这个语言学单位中，这种一致性体现在了其社会阶级、种族以及家庭和友谊构成的社交网络内：费城是由内部同质性的白人言语共同体和黑人（或者拉美裔）言语共同体组成的，并且在白人言语共同体内部，上层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以及费城中南部的意大利工人阶级之间也存在差异。在研究方法上，Labov强调在朗读词表和正式的语境中的语言使用并不能反映出这种一致性，变异语言学的研究关注人们对语言的自发使用，而不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如何理解和使用该种语言的。通过这一研究，Labov指出要适当处理语言结构的准确性和规则性，语言学描述（linguistic description）的目标不应是个体行为，而应是言语共同体行为。

Trudgill（1974）研究发现，工人阶级在非正式语境中70%以上并没有使用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形式，而在正式语境中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上层工人阶级大大降低了不使用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的概率（从68%降到38%），但中下层工人阶级不使用第三人称单数的概率仍然保持在68%以上。同样，社会阶层较高的受访者在singing、butter、hammer这类词的发音中使用[ŋ]、[t]、[h]的频率比[n]、和（h）不发音的频率高。这反映出当地社会阶级和言语风格之间的相关性，由此他认为“无标记的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是诺里奇社会中的“污名化”语言学特征，（ng）是社会情境中的“指标”（indicator），同时也说明了诺里奇地区属于一个言语共同体。

Kerswill（1993）的卑尔根研究显示，由于社会经济以及历史原因，卑尔根城区有很多来自周边农村地区的移民，这些人和本地人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着一些差别。Kerswill认为卑尔根地区具有两种方言变体，一个是由来自卑尔根周边的农村移民使用的方言，由于受到方言接触下的“长期适应”（long-term accommodation）作用的影响，语言使用上的具有“形态—词汇混合”和“央元音低位化”的特点；另一个是卑尔根本地人使用的方言。在考虑了方言接触下的语言变异特征的基础上，Kerswill认为卑尔根地区有两个维度的言语共同体，第一个是大范围的，包括本地人和少数移民群体在内的言语共同体；第二个是小范围的，由Stril移民和卑尔根本地人分别组成的小型言语共同体。他认为前者不符合Labov定义的言语共同体，而后者是符合的。尽管Kerswill对Labov的定义理解上被一些研究质疑（如Patrick 2002），但是在方言接触的层面上来研究言语共同体为这一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

Milroy & Milroy（1993）着力于给一些“社会声望低的变体”（low prestige varieties）或者方言土语在多代人之间保存的现象提供相应的解释。研究人员认为在共同体内部存在一些“强势且非正式的社会关联”（strong informal social ties），借由这种内在机制能解释说话人在受到了教育系统或者主流媒体中标准语言的压力下仍然保留了一些非标准方言的语言变异与变化现象。研究分析讨论了三个社会变项，性别、社会阶级、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首先，结合一系列语言研究成果（Coates 1986；Fasold 1990；Horvath 1985），Milroy的研究说明性别因素比社会阶级因素在语言变化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其次，在考虑社会阶级和社会网络变项之间的关系时，研究者指出语言革新者（linguistic innovator）往往是那些处在几个“弱关联”（weak ties）中的人。从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研究出发，Milroy指出不同类型的网络结构跟不同的社会阶级相关：联系松散（loose-knit）的网络结构往往跟在社会和地理层面具有可移动性的中产阶级说话人相关，而联系紧密（close-knit）的结构常常和底层或者上层阶级说话人相关。再次，研究通过分析（a）和（e）两个语音变项在爱尔兰北部的使用情况，以变异语言学实证性研究的视角说明了性别、社会阶级以及社会网络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一研究通过与本书第四章讨论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概念上的交叉碰撞，提出了从社会阶层角度深化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的方法要求。本书第四章着重从社会网络研究角度对Milroy & Milroy研究进行详细讨论。

徐大明（2004）考虑了双语和单语两种情况下言语共同体的定义。以新加坡华人社区为例，在双语环境下，他区分了民族共同体和言语共同体，认为两者不一定是重合的。尽管新加坡华人之间存在频繁的言语互动，但是不能满足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规范和认同的标准（陈松岑等1999），汉语和英语的使用场合也不符合双言制（Ferguson 1959）中关于高变体和低变体的理论。所以新加坡华语社区不能被定义为一个言语共同体。而针对单语言语共同体的情况，以包头昆都仑社区的调查中北方话鼻尾韵变异的社会分布为例，他简要讨论了单语社区中社会环境对结构类型的影响，并认为在没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层级化的社会条件中，共同体成员主要以社会网络的结构排序。

以这些实证研究为基础，研究言语共同体中的语言变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研究者需要参考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以了解言语共同体的构成历史，包括经济社会背景、共同体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程度、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和区别，或者具有哪些特定的社会风俗，这些惯例又会如何影响言语共同体中的社会变项的选择等。然后，从共同体日常的语言使用中把握出语言变项，进行语言学分析，具体把握语言环境下会出现何种语言变式。以这些语言变项为语言调查目标，设计数据收集工作，包括抽样方法、访谈形式、言语风格等。之后，通过量化分析，或者与相应的质化研究，以及本书第二章的交际互动研究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相结合，考虑社会变项对共同体内的语言变异与变化的解释效力。在这一系列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把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和对语言行为的分析区别开来，这样前者才有能成为后者的解释性因素，以避免进入循环论证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