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选题背景

（1）理论背景

在生态环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的时代，如何塑造正确的生态伦理思想、倡导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文学文本个体生成的各个阶段往往是对环境主题素材进行编码和表达的过程，这种环境与文学文本之间的能动关系使得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研究具有可能性，从文学作品角度出发来研究生态伦理已蔚然成风。在生态伦理学的大题目下（敬畏生命、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生物中心论、弱式人类中心论、现代人类中心论、自然价值论等），学者们从多角度出发来研究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探讨文学与环境的关系。生态批评、环境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批评、文学的生态伦理研究等多种表述方式，从不同角度探讨一个共同话题：如何从文学作品出发，打破所谓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式（SSSM）的预设，结合生态伦理研究范式，通过文学作品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生态学”的概念是1866年由德国学者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提出来的，其词源出自于希腊语oikos，指的是家庭中的家务或者说是对家庭日常活动的管理。海克尔借用这个概念，是说生态学是“通过有机体和无机体进行的生物学交互关系和能量流动的研究”。也就是说，生态学概念本身就是从隐喻的角度出发，实现生态学与多学科的“交互和能量交换”，从这个意义来看，生态学与文学进行交互研究也是可行的。

首先探索生态学和文学交叉学科研究可能性的是美国的生态科学家尤金·奥达姆（Eugene Odum）。在他的著作《生态学：科学与社会的桥梁》（Ecology：A Bridge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ety）中，他主张生态学应该成为当今社会的基础性和整合性的科学。该书指出，随着环境危机的逐步加深和人们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以环境和生态为主题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也成为各个研究所和高校的研究对象。这种交叉领域的研究，为各自学科的新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发展途径。

这种跨学科的新范式研究也得益于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的尝试。他这种跨学科主张集中在他的著作《进化与文学理论》（Evolution and Literary Theory）中。他呼吁用一种支持自然的科学范式取代当下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阐释模式，将文学研究从继承传统转向创新。生态学取向的文学研究侧重人文学科的感性思维与科学的经验主义精神相结合，使得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不仅仅是另一种不相关的文化建构模式；相反，文学和生态学及生态伦理学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

“文化进化论”理论的兴起也是促进生态与文学结合研究的动因。奥恩斯坦和埃利希的著作《新世界，新思想》（New World and New Thinking）提倡将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思想置于人类文化和讨论的前沿阵地，但是各个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会妨碍跨学科的发展，如果要将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性提到首要日程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促进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势头，都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这种倡导使得以环境研究为依托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开设了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等与生态伦理学、生态学结合的学科。

从文学和生态伦理学发展空间的角度来看，以文学文本为素材来进行生态伦理研究也是两个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著名生态批评学者鲁枢元说，“从思维方式来讲，文学艺术运用的那种形象的、情绪的、直觉的、感悟的、模糊的思维方式，恰恰可以弥补科学技术思维活动中的抽象性、单一性，从而滋润人的心灵。如果说科学思维曾长期被用作向大自然进军’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利刃，那么艺术思维则可能成为抚慰大自然累累伤痕的女神”［1］。

（2）现实背景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在自身发展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经过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特别是经历了近现代的工业革命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阶段后，人类在提高了自身物质和精神文明层次的同时，造成了环境污染和大量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在历经了“经济增长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论”后，聚焦于“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关注点，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了。有识之士从各个角度出发来提倡环境保护，当生态学无法从自身学科的角度来解决生态危机的时候，生态学与其边缘学科（如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文学等）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把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有机结合，把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定位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这一最高目标的维护和守卫，并将此作为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坚持和追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