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　《愤怒的葡萄》中的生态主题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出版于1939年，被誉为“最佳的无产阶级小说典范”。小说结合了真实的社会背景，重现了作者在1937年亲眼目睹的流浪到加利福尼亚的农民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生活景象。这本小说以乔德一家流亡过程为线索，刻画出美国大萧条年代农民背井离乡的悲惨生活，描述了中西部农民在环境被破坏、生产资料被剥夺的社会背景下逃荒求命的过程；揭示了生态危机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痛苦。除了文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写作”，这也是一部包含了多种生态伦理意蕴的小说，蕴含了生态环境忧患意识、技术怀疑论和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在斯坦贝克的生态控诉中，他多次描写大自然被破坏后的景象。斯坦贝克不可能用后来比较具有生态伦理学术气氛的词汇来阐述他的生态思想，但是他在《愤怒的葡萄》中大量使用了具有生态环境描写的词汇，包括对自然美景由衷的赞同、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直接控诉：“大路上的尘埃飞扬起来，落在田边的野草上，落在附近的田地里，现在风更大了，刮着玉米地里雨后干结的地面。天空中弥漫着尘土，风越刮越猛。雨后干结的地面裂了开来，田野上的尘土飞扬到空中，形成一道道灰色的烟雾。玉米迎风扑打着，发出了呼啦啦的干涩声响。最细的尘土现在已不落回大地，而是消失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中。在雨水冲成的沟渠中，尘土像流水似得往下滚。土拨鼠和蚁狮一活动，尘土就像雪崩似的塌下来。在车马往来、路面被车轮磨损和马蹄践踏的大路上，干结的泥块化成了尘埃。地面上的各种活动都会把尘土扬到空中，步行的人把薄薄的一层尘土扬到齐腰一般高，大车把它扬到篱笆顶端，汽车在后面滚起一阵雾。这尘土很久才会落下来。”［71］

乔德全家出逃的原因是银行、大农场主的压迫和俄克拉荷马州的连年干旱。这段描写是基于真实发生在美国的沙尘灾害历史场景。曾经肥沃的美国大平原，是美国人民赖以为生的重要产粮区，但是1934年5月，这里发生了黑风暴，将肥沃的土壤表层刮走，造成水土流失、水井干涸、颗粒无收，给美国的农业造成巨大影响，农作物绝收使农民遭受了灭顶之灾。根据记载，在1935年早春，曾有一场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扬沙，摧毁了堪萨斯州的农作物。当时正值小麦农期，同样遭殃的还有俄克拉荷马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受灾总面积达到了五百万英亩。斯坦贝克在作品中准确的描述了这种生态破坏造成的农业损失：“玉米用它软弱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于是每一根茎秆都横倒在地……风在伏倒的玉米上呜呜地悲鸣”；“沙尘整天像从天空中筛下来一样，到第二天还是往下筛落，给大地铺了一床平整的摊子”［72］。对此，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沙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总是无辜的牺牲者。其实，沙尘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73］

在《愤怒的葡萄》中，“尘土”一词出现了27次，代表着被摧毁的人类居住环境。无数动物的尸体横卧街头，人们面色土灰，表情麻木。拖拉机等农机器械进行大规模耕种，改变了原来小规模手工方式农业种植模式，提高了生产力却摧毁了自然的平衡。正如马克思所论述过的：“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的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的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两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业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74］在这场沙尘、失业、逃亡编织的闹剧中，环境、农民是直接受害者，而“施害者”身份的银行和公司其实最终也摆脱不了厄运。斯坦贝克无法上升到大地伦理学的高度来阐释破坏自然的一体性导致的厄运，但是他用文学语言直白的告知众人这场生态破坏的后果：“那些银行和公司也是在自寻死路，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田野里收成很好，挨饿的人却在流离失所。谷仓里虽然装满了粮食，穷人的孩子却还佝偻病，身上却还生着糙皮病和脓疮。”［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