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　前瞻性文学作品的局限性与系统性生态伦理思想的缺乏

本时期文学作品中交织着自然物、科技、人类、男女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而且这种对于矛盾和对抗性的思考早于伦理学角度的相关命题的出现。作家们在描述对抗性矛盾的现象的同时，也试图分析对抗产生的原因，寻找解决对抗的方案，但是在自然和书写的裂隙（riss）之间，作家们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乔治·塞欣斯指出，“生态意识是一种狭隘的自我观念在心理上扩展的结果，这种狭隘的自我观念被埋藏在分离的本我中。通过与全人类的认同，最终成为一种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认同和相互渗透的自我意识。”积极的生态意识深藏在生活在自然界中的每一个人的“本我”之中，但是每个人的显现度和认可度不同，在合理的生态伦理观无法达到社会公众广泛认同和接受的程度之时，个体表现出的对自然的态度就有差异。在人类的意识没有达到共识的时候，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抗是无法被解决的。以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为例，在哈代等人的小说中，开始明确阐释了女性与自然的同构性、女性与自然同时为男人所剥削等概念。苔丝自身的困境也代表着地球生态困境的本质和哈代所处时代的女性的境地。当时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形态是贬低女性和贬低自然共存。如果不能打翻父权制的世界观和二元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就无法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如哲学家凯伦·沃伦（Karen Warren）指出：“要关注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历史的、经验的、概念的、理论的，象征性的和实验的等方面。根据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无视这些联系将导致对妇女和非人类的自然界的剥削，导致从女权主义观点出发提出的政策、理论及实践的不充分。”［66］文学作品中以表象描述的文学表现手法来描述这种剥削和不平等，讨论零散，缺乏深度，对于问题的产生、根源和解决方案，都没有深度和有效的思考，从而无法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