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 托马斯·哈代与生态女性主义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的作品被誉为悲观主义情绪的作品，他用英国式的深沉和阴郁刻画了进入工业社会后的英国人民生活的状态。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传统的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被打破，农村变得日益败落而城市越发繁盛。面临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社会分配的不公，哈代创造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来表现农民阶级的凄苦生活，特别是对于女性，给予了一定关注，使得他成为较早的具有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作家。下文先讨论生态女性主义概念，并分析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1）生态女性主义概念
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一些学者提出，女性与自然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自然具备女性本质，呈现出女性性别特点。特别是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大地作为一个母亲的形象始终存在于人类文化和人类集体的无意识中。大地孕育万物，与母亲孕育人类生命的形象是一致的。母亲模仿和重复大地孕育生命的行为，女性的生育就是重复着宇宙创生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迷你的宇宙生产。在神话中，回归母体是传播最广的主题，即返回创造的本源或者象征生命之源的子宫。女性生命的规律与自然四季循环的规律有密切联系，女性与自然具备同样性质的身体，女性创造生命与自然孕育世界的方式是一种生态存在方式。大自然和女性的生殖器官子宫，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来繁育生物和后代的：大自然按照四季规律，春种秋收；人类的女性，也有一定的生理周期。自然和女性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自然将万物孕育，而女性则用自己的躯体繁衍人类后代，两者分别实现了外在物质文明基础（比如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粮食）的延续和人类躯体的繁衍。自然作为一个生物性的地球生命体的象征，将女性与生态学联系起来，大地之母意向为女性主义与生态思想的结合搭建了桥梁。
生态女性主义一方面注重女性与自然的“物理相似性”，另一方面将解放女性的运动和解放自然的运动也联系起来。这种“解放一致性”首次是从女性和自然的共兴衰的现象中得到结论的。从人类发展的规律来看，女性与自然在社会中的地位有同节奏的升降。大自然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是被人类所顶礼膜拜的，人们通过祭祀、典礼等各种形式来祈求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早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地位也远远高于男性。但是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随着男性体力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女性地位不断下降。女性的地位，与大自然一样，被忽视和掠夺。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女性重新参与到社会分工的重要角色中，此时人类也隐约认识到了自己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和侵犯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理性思考使得和谐自然的重要性又一次被提到了日程上。当人类把男女平等的观点完全贯彻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得到重新定位。“妇女运动与生态运动的目标是统一的，密不可分的，这两个运动都需要发展出一种以不带男性偏见统治模式为基础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39］。或者说，妇女运动倡导者对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且女性处于弱势、被侵略地位，生态运动倡导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处于被漠视地位，都持有尖锐且强烈的批评态度。生态运动主张，我们需要生活在自然的循环之中，与永远进步、开发的线性思维相对立；它强调进步的代价、增长的极限、技术决策的缺陷以及自然资源之保护和回收的急迫性。与此相同的是，妇女运动揭露了社会中由妇女本来拥有的、在创业中非常有意义的经济角色的丧失，指出妇女和自然实际上成了筋疲力尽的企业家——丈夫修养身心的资源。［40］
生态女性主义在承认女性与自然的生理相似、命运相近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是指当代西方由女权主义和生态、环境运动交织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一种文化思潮。女性生态主义运动关注一切受压迫、受控制的群体，它的视点是多元的，但是始终有两个焦点，就是“女性”和“自然”。在很多传统文化中，女性和自然被视为两个相依相生的孪生姐妹，生态女性主义，就是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的有机融合。［41］
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为生态伦理研究开辟了新的切入点和思维方式，“妇女们必须看到，在一个以支配模式为基本的相互关系的社会里，不可能有自由存在，也不存在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她们必需将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联合起来，以展望一个崭新的根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相应的价值观”［42］。在20世纪的文学作品里，特别是在生态女性思想尚未形成的世纪初的时间段中，已经有了这种前瞻式的评价，在作品中就有了对女性命运和自然命运共同关注的情节和描写。
（2）《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虽然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派是从20世纪70年代被正式确立，但是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的从19世纪就开始出现。如果说在梭罗的作品中，他是在自然客体的基础上重建人类生态思维的客体，从其带有偶然性的思维活动中试图重建生态意识，那么在后继者的文学作品之中，这种“无意识生态思考”被愈演愈烈，开始向不同的生态意蕴比如向生态女性主义进发。文学作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发掘生态意蕴，在文学的外壳下，用文学的结构来决定女性生态主义的内容。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有明显的生态女性主义的趋向，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是典型的生态女性主义小说。女主人公苔丝代表着贫苦出身的农家女孩，在被富人亲戚亚力克诱奸后，经过一番曲折，与牧师克莱尔相爱并结婚，但是在向丈夫吐露过去不幸经历的时候，遭到丈夫遗弃。在与亚力克和克莱尔纠结的相处过程中，愤怒绝望的苔丝杀死了亚力克并被处死。
托马斯·哈代的笔下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女性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密切关系。纯洁美丽的苔丝是降落在人间的自然之神，她与自然和谐的融在一起。这位女主人公与自然最紧密的联系莫过于她的命运与自然季节变更之间的呼应：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中，她的命运展现出了美丽的一面；在万物枯萎的秋冬，她的命运跌宕起伏，遭到遗弃。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布莱克摩山谷和塔尔勃赛牛奶厂代表着安静和谐的自然场景，而女主人公的美丽身影总是不失时宜的出现在这里，构成人和自然的和谐融洽场景。“这一山区群山环绕，清幽僻静……土地肥沃，田野永不枯黄，泉水永不干涸……像指给福音信徒的生命之河一样清澈纯净。”而苔丝则是“充满灵性的牡丹般的嘴唇”，“泥土色的头发”，“胸前插着玫瑰花，帽子上憋着玫瑰花和草莓，浑身散发着黄油鸡蛋和蜂蜜的气味”。被诱奸后生下孩子的苔丝，受到人们的非议和蔑视，寂静的山林和溪谷是她的避难所，她说：“我不害怕户外的东西，特别是眼下，苹果花四处飞舞，万物一片青翠。”哈代甚至用了直接评述性的语言来描述他迫不及待要表达的女人与自然本有的血缘：“一旦女人成了户外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获取了一种魅力，不再像平常那样只是一件放在室内的物品了。地里的男人只不过是地里的一个人体，而地里的女人则是田地的一部分，她们不知怎么失去了自身的界限，吸收了周围景物的精华，与这些景物融为一体了。”［43］
哈代的第二重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体现在男性对女性的压榨中，暗示着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和欺凌是造成女性不幸生活的罪魁祸首。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亚力克和克莱尔都代表了压抑女性的男性力量，也直接象征了整个社会赋予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女性和自然界一样，往往沦为男性的工具和压榨对象。被亚力克诱奸之后，苔丝从教堂回家的路上，苔丝把自己看成是罪恶的化身，被人侵犯了清白的领域，被掠夺的贞操使得她充满了负罪感。当女性的行为违背了所谓的“社会规则”的时候，在多年沉积的社会积习和道德观的捆绑束缚之下，女性会背上沉重的精神枷锁。“她被动破坏了的只是一条已经被人接受了的社会律条，而不是为环境所认同的社会律条，可是她却把自己想象成这个环境中的一个不伦不类的人。”［44］这是整个社会理念与环境给女性强加的桎梏，使得她“并不害怕黑夜，她唯一的念头就是避开人类——或者不如说是被称作世界的冷酷的生命群体，它作为整体是如此令人害怕，而作为个体却又不那样令人害怕，甚至是可怜的。”［45］
当男性对女性进行压制的时候，女人又是如何反应呢？以苔丝为代表的女性实际上是默认了这种男人极权枷锁。苔丝被亚力克强奸后，她虽然是无辜的，却始终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把自己看成是罪恶的化身，侵犯了清白的领地；和克莱尔恋爱的时候，她总想把过去扔掉，但是却如坐针毡。在丈夫克莱尔要抛弃她的时候，她哀求着：“那我一定可以像你的一个卑微可怜的奴隶一样服从你，甚至你叫我倒地不起，舍身送命。”当克莱尔要远走他乡时，苔丝的信中写到：“我若是不能做你的妻子，就让我做你的仆人和你一起生活吧！”哈代的笔下，既是痛斥这种男权当道，但是更悲哀女性的这种内心沉沦和安于被压迫的现实。她们安于接受男性强加给自己的不平等的道德观念，直到独立人格意识丧失，沦为男性附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女性自己的不觉醒，造成了自己的悲剧。
如同哈代作品中所展现的那样，父权制是导致女性痛苦的根本原因。同样，在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物质财富快速积累的过程中，自然生态如同女性一样，也被推向了危险的边缘。遗憾的是，多数生态女性主义的作品虽然能够表现出这些矛盾和压迫，却很少有作品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