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　人类生存与荒野、动物生存的冲突

有史以来，人类对于处理人与动植物的关系或者给予动植物何种地位，总是基于不同的道德考量，西方哲学家们对自然客体的道德身份认同一直存有争议。亚里士多德认为，“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其他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驯化动物是为了能役使它们，当然也可作为食物；治愈野生动物，虽不是全都可食用，但是有些还是可吃的，它们还有其他用途；衣服和工具可由它们而来。若我们相信世界还不会没有任何目的的造物，那么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85］。哲学家、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由于动物天生要被人利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错。相应的，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的驾驭之，可杀死，也可以其他方式役使之。”［86］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的形成之前，他也曾经历过对“无用”动物、“有害”动物（掠食动物）的歧视，甚至在1915年的一篇论文中将他们标为“有害动物”，要降低猎食性动物数量。他的生态观，也是在后期深入自然、切身体会人与自然一体性的过程中，才逐渐发生变化，放弃了早年功利主义的观点。

正如《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表述的一样，“土地共同体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具有经济价值……在这个世纪初，鸣禽看起来要消失了，鸟类学家们便急忙提出某种使人震惊的证据来说明它们灭绝的后果，以挽救它们。他们说，如果没有鸟儿来控制虫子，人就会被昆虫吃掉。但是这种证据必须是经济上的，为的是使其产生效益”［87］。在大地伦理学的共同体理念难以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人类对待无“经济价值”或者干扰人类生活的动物，采取的态度就是猎杀。在《熊》中，大熊“老班”是常人眼中的破坏势力：捣毁谷仓，偷走苞米棒子，整只吞掉猪娃、大猪甚至牛犊子，就连对着它放枪都杀不死它。在人们眼里，“他们害怕荒野，因为它是荒野”；“孱弱的人类对着古老的荒蛮生活又怕又恨，他们愤怒的围上去对着森林又砍又刨，活像对着打瞌睡的大象的脚踝刺刺戳戳的小矮人”［88］。在福克纳的笔下，人类“在无比古老的森林面前是多么脆弱无能”，他毫不吝啬地对人类的无知和狭隘提出严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