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4 劳伦斯作品中的生态维度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是英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也最广受争议的作家，其作品形式多样，小说、诗歌、随笔等都是他常见的文学表现形式。他一生留下大量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其写作往往善于发掘人性，通过逼问人性最深处的丑陋来揭示人生。他出身旷工家庭，家庭背景成为其写作灵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弗洛伊德等人的观点也对他产生重要影响。劳伦斯的作品曾因为大量情色的描写和不伦的爱情，一度曾被视为禁书。如果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他的作品，会发现劳伦斯的作品中，不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女性主义等的考虑。生态伦理思考的首发者未必是哲学家或者生态学家，而且伦理学的思维首先是尊重多样性的。文学作品中的生态伦理思考未必形成系统学说，却引发了针对作品的共鸣，从而使得哲学思考变成可能。在重读劳伦斯的作品的过程中，能够解读出多种可能性的生态意识。
（1）劳伦斯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劳伦斯作品的生态女性主义思考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女性与自然的特征的同构性和紧密联系；第二是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抗关系。劳伦斯的小说中的女性的内心幸福、焦躁等情绪都是通过描写自然环境下的女性来实现的，自然之物（树木、草地、阳光和动物）成了劳伦斯揭示女性心理特征和实现小说逻辑联系的重要手段，自然的描写被劳伦斯赋予了深邃的意义：女性的幸福和快乐总是伴随着欣欣向荣的自然景色的描述，而阴郁、败落的自然景象则与遭受挫折和不幸的女性紧密相关。劳伦斯的小说中，生态女性主义的另一个显性特征就是男性与女性利益的二元对抗。在他的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地位是对立的：男性是工具倾向的，女人是表达倾向的。因此，他的小说中，两性的“核心的自我结构”、关系能力、自我同一性等都出现了巨大差异。
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1928年）中，女主人公康妮的丈夫腰部以下瘫痪，康妮内心无限压抑却找不到出路。劳伦斯用“潮湿的阴森的森林空气”来形容夫妇两人归乡的路途；她的抑郁用“残败的落叶”被象征出来。当她知道自己的青春和激情渐渐萎靡凋谢的时候，她走进树林，“但是树林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安身避难的地方，因为她和树林并没有真正的接触。这只是她可以摆脱其他一切的一个地方罢了。她从来没有接触树林本身的精神……假如树林真有这种怪诞的东西的话。”［56］
当康妮意欲反抗囚笼似的婚姻生活的时候，她内心初泛的活力、犹豫和反抗的思维活动也是通过植物的描写来衬托的。“它们在窘迫至极的时候，摇摆着那光辉的向阳小花瓣，但是事实上也许它们喜欢这样——也许它们喜欢这样地受着虐待……康妮靠在一株小松树下，这小松树在她的背后，荡动着一种奇异的、有弹性的、向上的生命。直耸着，流动着，它的树梢在太阳光里！她望着那些野水仙花，在太阳下变成金黄颜色，这同样的太阳，把她的手和膝盖都温暖起来，她甚至还闻着轻微的柏油昧的花香。”［57］
当她在林中第一次邂逅她的猎人情人的时候，生命突然充满了能量，树木是“圆圆的，充满了生命”；当她有了爱情的滋润后，林中的母鸡生下了小鸡，“纯洁的、闪光的、无恐惧的新生命”。所有的环境描写，都被赋予了向上和生命的力量，康妮也迎来了真正的爱情。
表现女性与男性的二元对立的细节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随处可见。她丈夫克利福的出现，总是伴着不祥、令人窒息的环境描写，“严冷的空气里依然带着硫磺气味，但是他们俩都已习惯于这种气味了。近处的天边，笼罩着一种蛋白色的霜和烟混成雾，顶上便是一块小小的青天。因此使人觉得是被囚禁在一个围子里，老是在围子里。生命老是像个梦幻或疯狂，被关禁在一个围子里。”这里，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统治，被“严冷的空气”，令人不舒服的“硫磺气味”衬托的一览无余，劳伦斯索性又直接加上了他的评论，“生命老是像个梦幻或疯狂，被关禁在一个围子里。”
在丈夫克利福的眼中，妻子康妮不过是个“高尚”、“漂亮”的女子，而这个女子在他生命中的使命是伺候余生残疾的他，最好“能和另一个男人生个儿子，我们养他，他便是我们的，而继承我们。”妻子的忠贞、幸福感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因为妻子与别人生孩子不过是完成他延续香火、继承祖业的愿望。“事情便像鸟交尾似地过去。事情本来应该这样，那有什么重要呢？重要的是终身的结合。”在克利福的价值观中，男性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妻子康妮是卑贱、“他者”的地位，妻子的个人价值和存在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价值和存在感得到实现。女权主义者认为，男女的不平等源于以统治和二元论为基础的社会系统，源于家长主义体系。家长主义体系的世界观认为，男人优于女人，思想重于身体，文化高于自然。女权扩张论者认为，独裁、剥削和对女人、孩子、少数民族、自然的不平等对待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的［58］。劳伦斯在刻画康妮夫妇生活细节的过程中，将这种二元对立完整的表述出来，并通过康妮的觉醒和反抗有力的回击了这种歧视女性的社会现实。
（2）劳伦斯对非人类生命价值的肯定
在男尊女卑思想仍然盛行的年代，劳伦斯作品传递了男女平等的信息。这种平等不仅表现在男女平等上，还延伸到人类以外的动物身上。这种平等关系是建立在承认性别、种际间的区别和能力差异的基础上。平等并不代表取消差异。劳伦斯的作品有这样的伦理思考：任何个体的价值，都不高于另一种个体的价值。他的诗《蛇》传达出这样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理念没有被格式化成某种具体的法则，而是把这种伦理道德定义为一种态度，劳伦斯的《蛇》就准确的传达出同样的理解力：不伤害蛇，对蛇的敬畏，是一种品德态度，虽然蛇有潜在的威胁性，但是人要尊重蛇的生命权，否则人类就无法过真正道德的生活。
《蛇》这首诗描述了劳伦斯与一条蛇的相遇过程。炎热的夏日，他在水槽旁边发现了一条正在饮水的毒蛇。作为一个正常人，对蛇有憎恶感是极为普通、再正常不过的情感。因此劳伦斯说，“我所受到的教育对我喊道，他必须被杀死，因为在西西里岛，黑色的蛇是无毒的，金黄的是有毒的，我内心的那个声音说道：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会捡条木棍打死他，干掉他”［59］。毒蛇随时都有威胁人类生命的可能，可是劳伦斯陷入矛盾之中，因为他觉得“他像一个安静的来访客人，来到我的水槽旁，平和又平静的离开，不道一声谢，隐没于地球灼热的深处。我不杀死他就是一个懦夫吗？我渴望和平和他交谈就是变态吗？感到荣幸就是耻辱吗。”［60］劳伦斯对毒蛇的态度显然与民众的主流意识是不同的，大众的意识中，毒蛇是威胁人类生命的动物，蛇与人类之间是对立的利益关系，人与蛇之间不存在着交流的渠道和可能性。劳伦斯彷徨在传统价值观和本能的敬畏生命的伦理之间。
犹豫之间，劳伦斯回归到传统伦理学中对蛇的生命价值的定义中，“一阵恐惧，一阵对他爬进可怕黑洞的反感，他故意爬进黑暗，慢慢的拖动身后的躯体，涌向我的心头，他转过去的背影。放下水瓢，我向四周寻找，我拿起一个粗笨的木头，把它咔哒一声扔向水槽，我想我没有砸到他，但是突然间他留在后面的部分狼狈地被震动了，像闪电一样翻腾了起来，消失的无影无踪，消失在黑洞里，消失在土墙的缝隙里。”［61］
可是他的判断瞬间又被自己颠覆，“我马上感到后悔，想那是多么下贱、多么粗俗、多么无耻的举动啊！我鄙视自己、鄙视我那该死的教育，我想起那信天翁。我心中负疚，深深的遗憾。”［62］劳伦斯笔下的蛇，是具有感受痛苦和幸福能力的，虽然蛇并不具有人的能力或者智力特质，但是人类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违背平等原则，更不能虐杀生命。他没有上升到物种歧视或道德规范的高度去讨论人与蛇的关系，但是却明确表达了人没有权利去干预蛇的生活、侵犯蛇喝水的自由，更没有权利对蛇所代表的动物实施加害或者剥夺生命权的暴行。
（3）劳伦斯对技术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劳伦斯时代的英国，工场手工业早已为机械生产所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这种社会劳动结构的变化相应的带来了更大的贫富差距，靠掠夺和剥削而暴富的资本家穷奢极欲，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却日益困顿。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日益不公正时，大自然也遭到了空前掠夺。为了给工业生产供给更多的矿物和原材料，森林被砍伐，土壤大片流失，空气中弥漫的是刺鼻的化学试剂气味，空气中充斥的是粉尘和煤灰，静谧的田野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如果我们听不到我们黑色血管中森林深处的吼叫，我们可以读真正的小说，听听那里头的声音——不是听作者的说教，而是听小说人物在他们命运的黑森林中徘徊时发出的吼叫”［63］。“英国真正的悲剧在于其简陋乡村是那么可爱，而人造的英国却是那么丑陋不堪。”［64］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劳伦斯亲眼目睹了大机器生产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毁灭性的变化和家庭的日益破落，劳伦斯用犀利的笔触深刻揭露了技术进步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
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1913）中，劳伦斯鞭挞了工业革命给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森林被砍伐，农田被工厂占用，机器的轰鸣声破坏了宁静的乡村环境。在小说的开头他提到：“面对着两行排楼的内侧，能看得见的只有草木稀疏的后院和堆满煤灰的垃圾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工业化的城市有种厌恶、无奈的感觉，工业的迅速发展给作者生活环境造成的困扰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此外，不断开凿的矿井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还不停地剥夺着矿工的廉价劳动力，矿工们（包括男主人公保罗的爸爸）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但是赚到的钱仍然不够家庭开销。劳伦斯在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生活的地方——贝斯伍德，由于工业化的渗透变得污秽、嘈杂，即使天气晴好的时候，大气也是朦朦胧胧的，好像笼罩了层烟雾。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更多的矿井需要开发，为了安置大批矿工，贝斯伍德山脚下建起了许多四合院，那儿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厨房对面是塞满垃圾的小巷。
在1922年的作品《恋爱中的妇女》（Woman in Love）中，劳伦斯在描写人、机器和动物相遇场景的时候，直接抨击了技术对自然界的迫害。杰拉德骑着马冲向运煤的火车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栅栏早已关闭，杰拉德和马在栅栏处等着火车。火车缓缓地在路堤间呼哧呼哧的前进，时隐时现。母马一点也不喜欢它，她开始后撤，仿佛被那未知的噪音刺痛了。但是杰拉德却把她拉回去正对着栅栏门。火车引擎的噗噗轰隆尖利刺耳，她简直不能忍受了。那无名、恐惧的噪音不断的吼叫着把她彻底撕裂，她不禁惊恐地浑身颤抖。她像压缩的弹簧一样向后跳开，然而一种得意洋洋、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爬到杰拉德的脸上，他又把她无可阻挠的赶了回去。噪音大起，那小火车头的连杆咔哒咔哒的声响出现在路口，咔哒声响震天。母马猛地跳开，就像离弦之箭。厄秀拉和古娟吓得退回篱笆边，但是杰拉德却稳稳的骑在马背上。［65］
在这个故事中，机器文明压抑了现代人的本性，灵与肉、物质与精神失去了互相的平衡。小说中的人（杰拉德）、自然（马）和机器（火车）是代表自然界中相互异化的力量：杰拉德是机器生产中被机器同化的人类，母马是自然界动物的形象；而火车则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化身。在动物遭遇异己的力量的时候，她惊恐万分，而杰拉德却全然不顾动物的感受，无情的用鞭子抽打，将她的恐惧心推演到极致。而另外一个人物，厄秀拉，则对杰拉德的行为极力鞭挞、控诉，这是人类不同自然观的对抗，对动物的保护之意自然流露笔下。劳伦斯为首的作家以作品来倡导，动物必须被当作一种目的之本身，不能视动物为工具来对待，动物的价值应获得恰当的尊重。如果仅仅根据一个人（或者动物、自然界）是否有益于他人来确定他是否有资格拥有道德权利，那就是仅仅把他当作了一个工具，就是不尊重或否定他的“天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