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 文学作品生态伦理思想与生态原型的有机关系
正确的解读文学文本思想性的前提是理解文学文本的创作过程。只有理解了写作背景及其生成过程，才能正确的解构小说的思想性。文学作品具有对话性质、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中有多种诠释的可能性。不是每一部小说都有生态意蕴；具有生态伦理意蕴的小说的生态视角也经常是有限的。
（1）文学创作的生态原型与解读
基于现实的文学作品创造有两个写作模式：一类是心理模式的，一类是幻觉模式的。心理模式的文学作品出自生动的生活前景，来自心灵意识经验的广阔领域；而幻觉模式的文学作品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大战带来的恶果使得文学作品中渗入了大量的基于现实的创作素材，本时期的作品具有明显的生态伦理思考，并且与哲学领域的生态伦理相互呼应，以文学语言表达了要求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共存的愿望。斯坦贝克、莱辛、海明威等作家的作品，都是基于现实、经过文学语言加工的生活画卷。以海明威的诺贝尔奖作品《老人与海》为例，读者可以清晰的领略到生活原型如何被折射到文学作品中。小说中的老人“圣地亚哥”是基于1888年出生、活了100多岁的古巴渔民雷葛里奥·富恩特斯的故事改编创造的。富恩特斯曾救过海上船只失事后落难的海明威，此后跟随海明威多次出海。为了能真实体现大马林鱼海上出没的景象，他曾和海明威多次出入秘鲁的海上，为了捕捉和真实再现重达1000磅的大马林鱼的形象。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故事外表线索是老人出海捕鱼，与马林鱼及鲨鱼较量的过程，但是海明威这部小说体现的“硬汉情怀”的时代背景则是战争的强力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小说的素材取自真实生活体验，而小说中老人矛盾的生态观则是海明威生态思想的体现。海明威是这样来解释自己崇敬自然的同时又破坏自然的矛盾心态和行为：“我花费大量时间捕杀动物和鱼，以使自己不自杀。当一个人像我一样与死亡抗争时，他赋予自己上帝般的特质，从中他得到快乐。”而这种心态与他在《老人与海》中体现的老人既崇拜自然、与万物结交成友却又猎杀马林鱼等情节是高度相似的。解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不是再创造的过程，而是发掘埋藏于个体潜意识之下更为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精神，这种集体无意识揭示了人类心灵同宇宙和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个体性创作代表了一大批具有自觉地、有理性的心理活动的结果，置于整个时代背景下，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文学创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的“局部的优化组合组成了一个心理场，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结构重新建构，重新组合，其中还包括对结构各部分含义的重新解释，这不是一个从简单的分析到综合的推进，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主动创造的过程”，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作品的形成，不仅是汲取了社会经验和环境的结果，它也极大程度上受写作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文学作品，多数是社会现实和作者心理活动结合的结果，忽略了社会背景或者偏离了作者心理的正确视角，都是无法解读出正确的意义的。
（2）文学文本的生态伦理解读的原则
在人类历史上，有三种方法来解释创作的本质的。第一是通过作品来研究创作，这种逆推式方法，会常常造成歪曲和简化创作过程的危险；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作家来谈自己的写作过程和经验。作家在创作中是置身其中的当事者，在谈论创作经验的时候，又变成了置身其外的旁观者。这样，当事者和旁观者由于出发点不同，他对原创过程中的理解、记忆，与本色的原过程便有很大的差异［119］。作为“当事者”的他，处于灵感状态中，他对自己在审美情绪鼓动下的艺术迷醉态度，对于那时带有很大偶然性、朦胧性和自己也无法明确其究竟的潜意识心理活动，是缺乏内省的；有些转瞬即逝的心理创作现象在创作过程前便消失的无影无踪，因此作为当事者的作家，在事后不可能复制创作的流程；而作为“旁观者”时，他首先从“审美的人”回到了“现实的人”，从超功利的审美境界回到了功利的世俗境界，作为一个“非审美的人”去谈论以往的创作流程，便要有意无意的歪曲原来的创作流程，有的作家喜欢夸耀自己，有的作家喜欢隐藏自己，有的作家喜欢夸张某一点，有的作家喜欢夸张另一点，这就使作者的经验之谈，与创作的关系拉开了距离，因此，我们对这样的经验也要保持警惕，以分析的态度去鉴别他们。因此，我们偏重于第三种研究方法。
第三种研究方法指的是以“内在尺度”为出发点，以公正的“主体间性”和“交互主体性”的方法来把握文学作品中的深层含义。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求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以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且随时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120］。对人来说，这种“内在尺度”就是人的心理需求。分析人类创造世界和改变世界（包括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过程中的这种内在尺度和心理是全面理解生态伦理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学研究者、生态伦理学研究者和作家、作品之间是互为主体的。获得公正的主体间性，不仅依赖研究者的文学和生态伦理学基本功，也根源于对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和视角高度的把握。解读一定历史背景下文学作品中生态伦理思想的过程，就是使用主体间性理论中的“意向性对象”研究转向文学身后的生态驱动的过程，形成了“意向性构成的作品分析论”及其模式。这个过程通过“本质直观”和“本质直观还原”，使得文学作品研究由文本和文论的研究转向交叉学科研究，并侧重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教育功能；“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使得文学艺术研究转向剖析读者与作者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主体间性的审美价值论”及其模式。研究者在还原作品生态伦理思想面貌的时候，要符合原生意象和原型的真实性。缺乏了这些过程，对文学作品中生态伦理思想的解读就容易陷入以偏概全或者背离原意的误区。
（3）错误解读生态伦理思想的危险性
《公有地悲剧》的作者、生态经济学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表达过作为阐述环境思想的一种手段的文学语言的疑虑。在他的1985年的著作《荒唐事过滤器：如何在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空谈家之外求生存》（Filters Against Folly：How to Survive Despite Economists，Ecologists，and the Merely Eloquent）中他曾说道：文字组合揭示的是一个诗人的诗歌之外的危险性。哈丁认为当文学担当起太多的生态伦理说教的任务的时候，文学就失去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当文字呈现散文的形式，字里行间却又充斥着并无真实根据的个人忧虑的时候，诗歌便有了最高的危险性。
斯科特·斯洛雅克则认为，那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哈丁似乎担心当代的文学家以诗歌散文作为自己狡黠的伪装，将会破坏关于环境的理性思考。不过，我们关于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和感受，有很多不该，或许是无法完全用理性措辞来表达的。当然，任何一件环境文学作品都应该植根于最及时、最准确的科学资料。这很重要。关键一点是作家和科学家应该沟通。我认为这是如今全球各地都在举办的相关会议的根本目的。促成情感意义丰富的话语与以经验为基础的思想的结合的最好的途径便是鼓励正发展中的、跨学科的交流，以便经济学家、生态学家以及艺术家能够携手工作，避免单个孤单的学科可能具有的过于简单化和走极端的倾向”［121］。斯洛雅克主张文学和生态伦理学等其他学科在维持本学科本质的前提下，做好各个学科的沟通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