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文学与生态伦理学发展的相互促进

今天的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个学科的融合发展。如果要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有机和谐的方向发展，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就不能拘泥于狭隘的哲学圈子，而应表现出宽容和接纳的态度，从各个学科汲取营养来滋润生态学向着全面客观的方向发展。同样道理，文学也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本，它更是一个互动、开放的过程，是文学创造主体在一定环境中的活动过程。作为人类文化的读本，它在表达人类的思维和情绪。科技力量与文学的联姻，在史上早已不是第一次，威廉·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所表达的：文学和科学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可以结为一体：科学人追求的真理是个神秘的、不知名的恩人；他独自珍惜着、爱着这真理；而诗人唱的歌，全人类皆附和他，兴高采烈的将这真理的表现视为朋友及身畔的伙伴。有朝一日，化学家、植物学家或者矿物学家的神秘发现若能成为诗人艺术适当的可运用的题材，那么我们会熟悉这一切，而这关系将使伟大科学家所思考的真理以浅显、实体化的方式使我们这些喜悦与苦难的人一目了然［18］。两百年前的华兹华斯已经深刻认识到文学和生态伦理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与互相促进发展的作用。

生态伦理思想与文学作品的相互促进关系可以通过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M·H·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教授的“文学循环系统”理论来阐释。埃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批评传统》中提过一个影响极大的理论，用“文学循环系统”的情境来描绘作家、作品和自然环境间的互动过程：宇宙（universe）、作家（writer）、作品（work）和读者（reader）。他用双向逆动的弧线表达了每两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并对“文学循环系统”做了如下解释：所谓的艺术过程，不仅仅是指作家的创作过程和读者的审美体验，而且还指先于作家的创作过程和读者审美体验之后的活动。在第一阶段，宇宙（即环境）影响了作家，作家反映了宇宙（环境）；基于这种反映，作家创作了作品，这是第二阶段；当作品及于读者，直接作用于读者，是为第三阶段；第四阶段，读者对宇宙（环境）的反映因他对作品的体验而改变。这样，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与此同时，因为宇宙（环境）对读者的影响也作用于读者对作品的反映，同时因为通过体验作品，他又同作家的心灵产生联系，从而在体验作家对宇宙（环境）的反映［19］。这段精辟的论断高度概括了作家、作品、读者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作为人类对自身生态进行审美调节的活动，一直把自然作为永恒的创作源泉和审美原型。在景色的描写中，人类文学思想与哲学思考处处撞击，就认识论而言，这些文学作品与哲学思考的撞击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定位：两者是统一和谐，还是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这种重新审视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确认文学与自然的关系，重视文学的本源性意义，并反思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力，这对于促进文学进步和倡导正确的人与自然正确关系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文学与生态伦理学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意味着两者间的价值观和文化形态是可以任意转换的。文学蕴含着多元的、浓烈的文化价值色彩，并且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与生态伦理、生态文化的特质不同。两门学科间的沟通不是任意的，需要理性架构的桥梁来联系彼此学科下的深层共通点。虽然从文学角度解读生态伦理系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解读有生态意蕴的文学作品时候，必须通过个性化的揭示手段，因为传统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价值并非直接暴露在读者眼前。在通过文学手段获取生态伦理的道德信息传递的同时，解读者不能剥离文学作品本有的意蕴，需要以其文学性解读的审美精神和文学维度为根本出发点，而过分解读、生拉硬拽的说教式生态文化灌输是不可取的。在这个学科大融合的时代，新时代认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面对文化的多元主义。文学和生态伦理学已经不是割裂的两个领域，但是如何将两者有机融合，就是多元文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生态环境与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是二元论中的思辨的实体（res cogitans）和延展的实体（res extensa）的关系。如何处理延展、思辨后的实体的性状与原本实体之间的关系，使得诠释的张力不歪曲实体本来的面目，是思辨和延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当将文学和哲学两个学科结合研究的时候，文学作品中生态思想的构建是在吸收与转换现代生态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的哲学思考。这种创新意味着哲学范式或者文学评论的一种根本性转变。这种哲学思考不仅源于自然领域的思考，也包括对文化潮流中的线索的分析和整理后得到的思索。亚里士多德就曾认为，诗人的责任不在于去如何重现或者书写已成历史的史实，而是要通过历史的描述，从中找出规律，从而为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提供可能性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