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2　《愤怒的葡萄》对技术的批判

以自然主义派别写作手法而著称的斯坦贝克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文学文本中全貌、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真实刻画“以大机器为代表的美国工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的庞大特征使个体显得渺小，从而导致主体存在的某种绝望感和无奈感”［76］。这部小说中的工业主义运行体制的代表就是拖拉机等农机设备和广泛使用农药的种植技术。在农业设备逐渐取代人工劳动的时代，拖拉机、农药等代表的技术与农民代表的手工劳动方式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关系是整个小说的线索。

技术的本质是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技术的社会道德义务是伦理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陈昌曙对技术是如下定义的：“技术是按照人所需要的目的，运用人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借助人可利用的物质手段而使自然界人工化的动态系统或过程，并且是实现自然界人工化的手段。”［77］在《愤怒的葡萄》中，拖拉机等农机设备代表的技术，虽然实现了大规模高效率农耕的目的，但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破坏了中西部地区本来的面貌，造成大面积沙尘污染，而且这个人工化的过程中，忽略了技术与具有一定经验和能力的主体（农民）之间的结合。而技术的本质是“能够使系统的诸多要素之间（物质手段、知识技术、经验和技术能力等）有机结合的动态系统”［78］。农机设备的广泛使用淘汰了农民的手工作业，破坏环境的同时也剥夺了农民的生存之本，这是有违技术本质定义的。

在《愤怒的葡萄》的开篇之处，他首先描绘的是机械化作业（拖拉机）带来的“繁盛”和“不幸”：漫天沙尘和无数被毁坏的庄稼。当机械化被普及的时候，工人和农民的手工劳动被取代，像乔德家这样的农民就被剥夺了劳动机会。“几辆拖拉机从大路上开过来，开进了田野，它们是些像虫子一般爬行的巨物，有那么大的了不起的力气……这些狮子鼻的怪物扬起尘沙，向尘沙里钻进去……它们完全不把高冈、低谷、水道、篱笆和房屋等东西放在眼里。”“一台拖拉机就能撵跑十家。现在到处都是拖拉机。”使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不仅是机械化生产，还是由于资本家的剥削：银行业与机器产业勾结起来，“为了这块地，爷爷消灭了印第安人，爸爸消灭了蛇。我们也许可以消灭银行，银行比印第安人和蛇更可恶呢”［79］。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一切进步，不仅是榨取劳力的技艺上的进步，而且也是榨取土壤的技艺的进步。资本家们为了得到更大的利润空间，大规模使用拖拉机等机械化作业，这不仅使农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更造成了土地被过度开发、植被遭到破坏、生态系统严重失衡，这是双重意义上的生态掠夺，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生态灾难和生态难民。

斯坦贝克所处的时代已经迎来了各种新技术进步给传统生活带来的挑战。在他的笔下，拖拉机等机械代表的新型技术则是“必然悲剧论”。约德一家代表的农民阶层在一个不断变化和极不稳定的世界中没有保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秩序和镇静，对拖拉机等机械带来的生活格局的变化，他们无从把握，缺乏对技术的认识，不能适时的调整生活状态。“使人失业的拖拉机、代替人力输送工具、生产的机器，全都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公路上流亡，他们都要从那大片的地产上寻找面包屑，眼巴巴的对路旁的土地怀着欲望。”在技术进步的社会背景下，农民无从调整自己的生命运作方式，他们只能用语言去抗诉“地是我们量出来的，也是我们开垦出来的。我们在这地上出生，在这地上卖命，在这地上死去”，“如果他有了田产，能在地上走，能给田地做些安排，收成不好的时候他发愁，雨下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快活，那么，这块田地就和他分不开，……”“土地在铁的机器下受苦受难，在机器底下渐渐死去……”。［80］

斯坦贝克只是众多表现主义作家的一员，“历史性的记录人类的堕落”，深刻描绘了人的自由意识被剥夺后百姓生活的流离失所，但是作家失去了主观判断的标准，只能依靠依仗客观的、外在的、临床性的方法诊断个体或者社会的道德疾病；只能通过忠实细致的再现社会现实；只能通过展示人生的生活片段及细节来展示社会与个体的宇宙规律。人民生活的困顿既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也是人为破坏自然环境导致的，但是约翰·斯坦贝克的视野局限性使他无法找到真正解决百姓困顿的良药，只能将仇恨转嫁到拖拉机上：“造出拖拉机和派拖拉机来的那个怪物仿佛控制了驾驶员的一双手，控制住了他的脑子，蒙住了他的心灵，掩盖了他的理智，制止了他的抗议”；生活困顿的解决方式是靠祈祷：“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我们的人民是仁慈的。愿上帝保佑，将来有一天，好心肠的人们都不会过穷日子。祈祷上帝保佑，总有一天，孩子能有东西吃。”他谴责拖拉机剥夺了农民的工作和生活保障，不断改进的葡萄种植技术（防止霉菌、虫害、有病和枯萎病）却使得葡萄大丰收后烂在地里面，但是斯坦贝克无法提供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农民困顿生活现实的改善和解决不仅需要拷问社会制度，也需要一体化的思索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当大地的美、稳定与和谐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技术的进步只能带来消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