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萌发期
西方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虽然从20世纪才正式兴起，但是文学作品中从来不乏对人类、生态和技术之间关系的探讨。从《圣经》开始，西方文学和文化读本中就有“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话题。进入20世纪，工业革命伊始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多种因素的叠加促使人们尝试文学作品与生态伦理学、生态学的交叉研究。
这种跨学科研究开始于20世纪早期。本时期研究的特点是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多数研究的层面拘泥于发掘文字之中的生态意蕴和环境意识，但对于生态伦理思想的论述是零散、缺乏系统性的。
在这个萌发期的起初阶段，研究对象往往是针对具有典型田园色彩的文学作品来进行分析。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了对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作品（以威廉·布莱克、威廉·华兹华斯、塞·特·科勒律治、乔治·戈登·拜伦、珀·比·雪莱、约翰·济兹等为代表）、梭罗的《瓦尔登湖》等作品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剖析。研究者从浪漫主义时期的大量文学作品入手，研究文学意义以外的生态意蕴。本时期的研究多从隐喻的分析角度出发，剖析自然生态环境景观与作家内心世界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这种早期研究中，生态（环境）文学研究者们的研究局限于写实主义对叙事艺术和文学文本再现的世界之间的折射度的真实性；此时期的环境写作对政治话题的指涉较少，局限在文学的文艺功能的层面上，极少有从政治角度出发来解决环境问题的。
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交叉研究开始有了理论层面的依据。诺曼·福斯特（Norman Forster）于1923年出版了《美国文学创作中的自然》（Nature in American Literature），他首先提出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的概念，开创了新的交叉学科研究的先河。超验主义者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论自然》（On Nature）也体现出了诗歌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必然联系。
（2）理论正式形成期
根据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界定，具有“致力于环境实践之精神”的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本时期的研究特点是，不拘泥于叙事实践和分析方法的束缚，从文本性关注走向更广泛的研究模式，众多理论（生物进化论、环境伦理学、心理学、生态神学、后现代主义等）都为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提供了研究模式和背景。这种广泛视角的研究围绕的核心是环境性的责任感（commitment to environmentality）。
本时期在环境问题加剧的社会背景下，在著名的环境运动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影响下，美国的格伦·A·洛夫（Glen A love）为首的文学研究者和植物生态学家们，首先发起了“后寂静的春天”的生态问题文集。该时期的另一部关于自然和人类关系思考的著名作品《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成为了新一轮文学作品生态批评的起点，对盲信进步和技术威力进行了反思。利奥·马克斯（Leo Marx）的这部作品主要关注环境史实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他认为国家历史动态发展关键在于其文化象征，而《花园里的机器》批判机器文化，呼唤田园生活，一种“全新的、专属于美国的、后浪漫时期的、工业版本的田园理想”［4］。马克斯用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比如马克吐温和梭罗等人的作品，用隐喻手段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既坚持和保持传统意义上的田园理性，也具有机器化的时代特征，因此塑造要第三种田园模式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当美国的利奥·马克斯专注于田园和机器的矛盾时，英国的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于1973年出版的《农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也专注于自然、技术与人类之间的矛盾。与利奥·马克斯相同的是，雷蒙德也通过经典文学作品（如诗人约翰·克莱尔和作家托马斯·哈代的作品）来描述朴素田园文学中环境、科技、人类之间的矛盾。虽然其理论和视野都非常局限，但是为生态和文学的接轨，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模式和文本材料。
在前期探索式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标志着生态学与文学交叉研究正式结合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于1974年。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出版了《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文学与生态伦理学交叉研究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该书的主要贡献是透过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学视角来审视文学作品，特别是悲剧和喜剧两种文艺形式。虽然该书得到普利策奖提名，但是由于是较早的生态伦理学与文学结合的尝试，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尝试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1975年，科洛德尼（Annette Kolodny）出版了一部具有生态伦理学和文学交叉研究主题的作品《土地形态：美国生活和文学中作为经验的隐喻》（The Lay of the Land：Metaphor as Experience in American Life and Letters），将跨学科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这种新兴的研究趋势前，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将文学书写与自然关系联系起来。20世纪80年代，沃格、洛特维克等知名学者发表了不同见解的生态文学评论的学说，使得生态评论以及文学作品生态伦理思想研究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
（3）发展期
发展期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时间段内本领域的进展。在这个阶段，生态伦理学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是通过生态伦理思想来诠释经典作品，打破了历史上文学作品研究的方法论。本时期的研究注重在文学文本中有关环境思考和表述的语言中提炼其“和谐相处”、“环境公正”等价值观。
此时期的发展不仅在内容上注重生态伦理学和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理论，而且在形式上注重以建立研究团体等展开及推广，并扩大其影响。由于美国环境问题的不断突出，美国成为了该时期生态伦理学和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前沿阵地。在水资源冲突、有害物质排放、濒危物种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西部作家（如施耐德、爱德华·艾比、威廉·吉特里奇等）的作品将这些问题收入到西部文学学会的刊物中。在1989年的西部文学年会上，彻丽尔·伯吉斯·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Burgess Glofelty）的《走向生态文学批评》（Toward an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以及格伦·A·洛夫（Glen A Love）会长的《重评自然：走向生态批评》（Reassess Nature：toward Eco-criticism）的两篇论文都提出“生态批评”的概念。1992年的西部文学年会上，对该领域研究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即ASLE）成立，在90年代起成员就遍布美国、日本、英国、韩国等，使得跨学科研究的理念得以更广泛的传播。ASLE定期出版的会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成为介绍本领域内重要学术成果的主要阵地。
在发展阶段欧洲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Jonathon Bate）。在前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理论基础上，1991年乔纳森·贝特发表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的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相比美国的生态文学研究，贝特的研究略微滞后，研究的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蕴。他的研究阐明了华兹华斯作品的生态性：第一，其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情怀表现的是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华兹华斯在用文学手段表述生态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宗旨；第二，华兹华斯的诗歌控诉了恶劣自然环境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弊端和影响。乔纳森认为，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家用文学手段教育世人尊重和爱护自然环境，以感性方式而非政治宣传的手段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乔纳森认为：“我们当代的价值结构中一定要重新确定一种生态伦理。”［5］虽然乔纳森的研究相对于美国是滞后的，但是其研究方向明确、方法集中，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较系统的、可以参考的研究范式。
在跨学科思想的指导下，研究者们认为文学作品研究的生态环境转向，离不开文学研究者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约瑟夫·卡罗尔（Joseph Carroll）和格伦·A·洛夫（Glen A Love）分别于1995年和2003年将进化生物学的模式引入文学研究中；1999年威廉·霍华思（William Howarth）将地质学和生命学的概念引入语境研究中；而厄休拉·海瑟（Ursula Heise）将应用数学中的风险理论引入文学作品中关于人的焦虑性的探讨中，使得环境恶化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影响和投射有了新的阐释途径。N·凯瑟琳·黑尔斯（N Katherine Hayles）从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途径来研究虚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若干年后科技可能给人类世界带来的改变。
（4）成熟期
当生态伦理学与文学的跨学科发展进入成熟期的时候，其发展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从何种角度结合两个学科从而找到合理的范式进行跨学科研究，更强调实践体验，通过实地感受的环境和真实价值结构来确认新的生态伦理。从文学作品出发探讨生态伦理学也不是各自为战、互不沟通的孤立研究状态，学者们注重研究文学文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断尝试新的范式来探讨人类与环境关系的问题。至此，文学作品的研究的环境转向形成了明显特色：以文学为依托，具有更加广泛的融合性，将文学、自然科学和环境的维度联系起来，具有明确的环保口号。
进入21世纪后，在前人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生态批评和文学作品之生态伦理研究的发展进入到成熟阶段。标志着这种成熟发展的代表成果有三部：2003年格伦·A·洛夫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Literature，Biology and Environment）；2005年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Environment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2007年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的《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Going Away to Think：Engagement，Retreat，and Eco-critical Responsibility）。这三部作品以多领域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对于如何进行文学文本的生态伦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并明确提出“转变环境价值观、环境感知和环境意愿是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的责任所在”［6］。这三部研究专著被公认为本时期研究顶峰的代表。
在格伦·A·洛夫的《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Practic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Biology and Environment）一书中，他主张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认为“人文学科和科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依然是文学生态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7］这种跨学科研究要求有选择的、有针对性地将科学研究成果应用在文学阐释中，将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上（如他书中所述“达尔文进化生物学”取向的生态批评范式）。在洛夫看来，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最后结论应该回归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
斯科特的理论架构基础是通过分析自然作家打动读者的寓言手法，来引导读者思考人的基本价值、需求和欲望，重塑大众的世界观和伦理结构。斯科特构建的理论范式是，通过文学的文化触角作用，使人类感知自然环境中的重大变化，使读者在品味文学作品的感性描写的同时，体会和领悟更加普遍的社会和自然领域的模式，通过文学的经验模式形成一种历史投射。他在《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一书中提出：“我们所谓的‘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要培育对于‘他者’的敏感性和欣赏力”［8］。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发展，斯科特的研究更注重技术数据积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长期生态研究计划”和俄勒冈州立大学“春溪计划”提供的森林实地工作和考察中，斯科特注重文学与生态的内核联系，主张探索文学模式和生态伦理模式的一致性和秩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