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 文学作品中的技术观与生态伦理学中技术观的一致性

5.6.1 文学作品中的技术观与生态伦理学中技术观的一致性

技术理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技术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掩盖不了技术带来的消极作用。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技术的最大代言者就是杀伤性武器。由于武器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人们对于技术性质的判断多是具有“技术悲观主义”色彩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论断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表现,而且技术是不可取代的,它是人类的劳动手段,是人的智力物化的表现,但是在战争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于技术的抗拒和恐惧心理超过了对技术积极作用的正面评价。本时期的文学作品,在现代主义流派的影响下,特别是现代主义流派中的存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刻画了技术对自然环境从而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愤怒的葡萄》等作品都突出了由于生态环境被机械破坏所带来的民生问题。作家有时候直接用论述而非叙事描写的手法来表达这种环境被破坏的愤慨,期望这种呼声能够引起主流舆论的注意。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中直接抗诉了技术和人类活动带来的消极后果:“一旦我们来到,大地迅速衰老。土著人正在其中和谐生活。但是外来者毁坏、砍伐树木,造成水源改变;不久,如果草地被翻开,地表就会显露出来,然后开始被吹走,就像任何古老土地一样;我在加拿大也曾亲眼看到这一幕。地球被剥削够了。一个地方会很快枯竭,除非人们把自己及其他动物的残留物还给他。当人们放弃牲畜,开始使用机器,地球很快把他击败。机器不能再造土壤,也不能使其肥沃,它消耗它不能产生的东西。一个地方应该是我们发现它时的样子。我们是入侵者,我们死后它或许已经被毁灭了,但是它还将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的改变是什么,我猜想它们都会与蒙古的结局一样。……我们的祖先迁到美洲是因为那是要去的地方,它曾是一个好地方,我们把它弄得一团糟,因为我要到别的地方,我们总是有权利到别的地方,我们也总是这样做……过去我们总是迁移,总有好地方可以去”[117]。这是他公然表达憎恨破坏原生态的地球面目的宣言。

虽然文学作品中常常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技术带来社会改变,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潮也不断的探索一种技术与人和谐共存的方式。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从“四重存在”的角度阐释了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冲突,并提出了有建设性意见的解决方案:“拯救地球靠的不是统治和征服它,只需要从无度的掠夺破坏向后退一步,使得四位一体的存在,即大地、天空、神性和道德结合成一体”。这被认为是海德格尔对技术与环境冲突的最有贡献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