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贤亮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他的小说作品，深受外国文学影响，这一点迄今未能引起足够注意，因而研究方面亦相应显得滞后。已故学者、文学批评家高嵩在他的《张贤亮小说论》（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张贤亮早期文学创作的专著）一书中说道，1957年发表的诗歌《大风歌》，“实际上是他酌取了欧洲浪漫派文学家们的才情”，用以表达个人的热情和理想。[1]高嵩曾是张贤亮的下属、友人，他了解张贤亮的生活、创作情况，对《大风歌》所受影响的描述是准确的，追溯出了其源头。
张贤亮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大量阅读外国文学经典，于开始文学创作之前，已经充分完成了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储备。故他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能够随意驱遣并化用外国文学意象、情节及精神等，妥帖合度，横生新意，增加了作品的形象性和说服力。张贤亮本人也从不讳言他在创作中所受到的外国文学影响，显在层面上，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引用，于理论性文章中亦随时选择、取舍，以证明和强化自己的观点。张贤亮说，自己“一开始受俄罗斯文学影响比较深”[2]，“俄罗斯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与中国记叙手法相结合，我特别欣赏俄罗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这是个很好的传统”[3]。在《心灵和肉体的变化——关于短篇〈灵与肉〉的通讯》中，张贤亮谈到了另一个源头，“我文学修养的根基开始是扎根在西欧古典文学和北美近代文学上的”[4]。这是就其大者而言之。事实上，张贤亮对外国文学的阅读以及由此受到的影响，要更其宽泛、更其广博，并不限于俄罗斯及西欧、北美等国家的作家作品。倘依国别为标准划分，尝试将这些作家作品从张贤亮小说文本中梳理、罗列出来，便是一幅只有文学大家才拥有的私人文学史“地图”：
古希腊、罗马：《希腊古代神话传说》、荷马史诗、维吉尔、贺拉斯。
俄罗斯及苏联：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诗人》，莱蒙托夫《帆》，果戈理《死魂灵》《钦差大臣》，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屠格涅夫《贵族之家》，涅克拉索夫《俄罗斯妇女》，蒲宁《中暑》《三个卢布》《在巴黎》，高尔基，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伊萨柯夫斯基诗选》，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维列姆博芙斯卡娅《甜蜜的女人》，拉甫列涅夫《第四十一个》，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德国：歌德《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亲和力》《玛丽温泉的哀歌》，海涅《诗歌集》，席勒，托马斯·曼，《格林童话》。
法国：莫里哀《悭吝人》，巴尔扎克《高老头》，雨果《巴黎圣母院》《悲剧世界》，小仲马《茶花女》，大仲马《侠隐记》《基督山伯爵》，让·雅克·卢梭，伏尔泰，莫泊桑《项链》及《莫泊桑选集》（英文版），都德《最后一课》，司汤达《红与黑》，梅里美《卡门》，乔治·桑。
意大利：但丁《神曲》，薄伽丘《十日谈》。
英国：拜伦《雅典的少女》《唐璜》，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奥赛罗》《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弥尔顿《失乐园》，雪莱《西风颂》，狄更斯《穷人的专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美国：惠特曼，霍桑《红字》，爱默生。
日本：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雪国》，志贺直哉《到网走去》，《人的证明》，《砂器》。
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丹麦：安徒生《海的女儿》《丑小鸭》。
挪威：易卜生《玩偶之家》。
印度：《梨俱吠陀》，《泰戈尔诗选》。
智利：聂鲁达《伐木者》。
阿拉伯：《一千零一夜》。
《圣经》系宗教经典，也是欧洲文学源头之一，对这部作品，张贤亮也相当熟悉，其中有一个著名典故“埃及的肉锅”，张贤亮在小说和理论文章中数次引用。
这些梳理和排列，仅仅是从小说中摘取出来的一部分，皆为文学作品。在随笔、创作谈等文章中，张贤亮除了引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的文字外，同时也大量直接和间接地引用、运用外国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以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讲演中，张贤亮在回答听众“对您创作影响最大的外国小说家是谁”的提问时，说道：
这我要谈谈怎样汲取外国有益的东西。我非常喜欢蒲宁，他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影响大得多，要说崇拜，我只崇拜两位作家：一位是蒲宁，一位是托尔斯泰。所以我的作品中，都可看出他们两位作家对我的影响。汲取、借鉴是很自然的过程，你读多了的时候，由于你个人的气质，会使你不知不觉地非常偏爱一位作家，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改变你个人的爱好，你就顺应你的气质学习某位作家。[5]
张贤亮在小说作品中对外国文学的引用、化用，大致表现为：根据作品情节、场景、人物心理变化等需要，起到比附、比喻的作用；对相当喜爱的作品，大胆搬用其结构、技巧，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假使作家本人不在创作随笔中加以说明，读者很难发现这种借用；偶尔也会有限度地尝试运用现代派手法、技巧，使得小说文本新鲜且具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