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骨》：诅咒、狂欢仪式以及救助
这是一个有关痛苦、落难和救助主题的短篇。
小说写了一个女人，她是杨木匠从外地领回来的，据村民说是地主的女儿，还有说是右派的女儿，“地富反坏右，说法不一样，反正都说不是好人家的女儿”。从政治身份上来看，这个女性没有任何地位，她所属的阶层与“人民”对立，在那个以阶级标准划分人群的时代，其实就是一个贱民，一个不受保护的弱者，随时都会受到伤害。村民们始而拒绝她，担心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会“影响庄风”，到最终接纳了她。
小说的情节设置颇为讲究：女人没有出场，围绕着她的一切活动，通过叙述者即“我”的视野展示出来。其中一个大的事件，便是女人患上了奇怪的病，全身骨头疼痛，水米难进。据本地习俗，这种病名为“换骨病”，治疗方法更为奇特：偷村民的鸡给病人吃，让失主家骂，挨骂之后，病人即会痊愈。
骂人习俗带有远古巫术性质，后来转化为民间狂欢功能。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小说时发现，就起源而言，骂人的话是一种“广场语言”，种类繁多不一；在原始社会中，骂人的话语“主要是巫术、诅咒性质的功能”，它们“既有贬低和扼杀之意，又有再生和更新之意”，后来逐渐失去了巫术和实用性质，具有狂欢以及自由的氛围。[2]
唯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李进祥小说里那种兴高采烈的咒骂。小说有大半篇幅描写了骂人场面，那其实是一个节日，一个狂欢、自由并且具有一定仪式的节日：“骂街也就是演出，骂的人出出心中的憋气，看的人看看热闹，有人叫好、有人喝彩、有人接茬儿，才有意思。”
每个人都知道节日的内容、程序：背景是杨木匠偷鸡，他的活动是在幕后，前台演出者则由杨木匠指定，他偷谁家的鸡，谁就是演员。第一个出场的是叙述者“我”的母亲，性情温和，表演拙劣，“连一个捧场的观众也没有”；第二个演员是小奶奶，她可是“有些名角儿的风范”，从容地开骂，骂偷鸡贼，骂早逝的丈夫，骂四处闯祸的儿子，一直骂到天黑，人众散去；第三个是文化嫂子，人长得漂亮，“娇声娇气”地骂街，引逗得年轻后生们“痴痴迷迷、魂不守舍”……这个节日持续时间很长，“从秋天到冬天”，未有间断，虽然“贼其实就明摆在那里”，只要他不停手，仪式就不会结束。
按巴赫金的理论，狂欢节必然伴有美食，人人皆可自由取而食之。然而，特定年代的西北偏远农村，物质匮乏，肉食更为短缺，当演员在“舞台”上演出、观众在“舞台”下欢笑时，杨木匠的女人独自在家享用鸡肉，那是全村人给她的特权：“那年月，一家煮鸡肉，全村都香了，鸡肉的香味就在村子里飘，香味的源头就是杨木匠家。可谁也没有把杨木匠当贼揪出来。”
“演出”的最后一幕，女人终于出场了：
杨木匠媳妇的病却渐渐地好了，到春天，病完全好了。她孵了一窝鸡娃，一家一家地送，一家一家地道谢。病好了，得把偷人家的鸡还上，不还的话，病还犯呢。偷去的是大鸡，还回的是鸡娃，谁也没不高兴，都说，谁还没个三灾八难的，治病是大事，病好了就好。
这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结局。民间用它充满活力、并且极为特别的“骂街”方式，演绎了一个救助和感恩的故事，同时也让那种有违人性的政治伤害显出其渺小和荒诞。或许，还可以补充一句，民间“换骨病”，实有其病；患在“黑五类”女儿的身上，又何尝不是一种有关心理伤害的隐喻或象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