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小说中的基督教书写自一开始就出现了模式化现象，一个主要的表现是，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国人形象，或者坏事做绝，或者孤苦无助，最后于偶然间听到了一个威严且具安抚性的声音，投向主的怀抱，真心忏悔、赎罪，完成新生过程后一变而为虔诚的教徒。比如北村长篇小说《施洗的河》（1993年）中，主人公刘浪干尽了一切坏事，他周围的环境如药铺、茶楼、妓院甚至祠堂和寺庙里也纷纷发现有死尸，无理性导致人们莫名其妙地杀人和被杀，“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然后跟着一传道人去痛说前事，洗净罪恶。如此的自我认识和忏悔，太多理性说教，是一种概念化的描写和呈示，连主人公的姓名都是预先的设计，如刘浪谐音“流浪”，刘浪的弟弟刘荡谐音“流荡”。再如范稳长篇小说《水乳大地》（2004年），峡谷地区最先入教的两个受洗者，一为快要病死的流浪儿，一为被仇家追杀的杀人者；作者另一部长篇《大地雅歌》（2010年）中，最先受洗的是一对私奔的情人——一个说唱艺人和他所服务的主人家小姨妹。小说中还有个概念化人物：一个强盗，原为土司的私生子，在神父感化之下入教，后又叛教，成了坚定的革命者，宣称体内流淌着“革命的红色血脉”，而最后在妻子的前男友再度出现时，径自割断缆绳坠入澜沧江中。范稳的小说表面上看描写了宗教题材，其实却以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取胜，充满了传奇色彩，宗教似乎只是调味品，由入教而至叛教，对宗教性群体而言，关系甚大，至有重于生命者，可在作家笔下，其间转变过程，毫无转折难度和痛苦省思。
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对《圣经》经文以及基督教仪式和教义的随意曲解，或者生搬硬套、凑泊比附。以下试举几例。李佩甫长篇小说《羊的门》（1999年）开首引用了《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2节“主是羊的门”：“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此节经文的含义至为明确，据《圣经导读》一书的解释，其义为“他自己就是伟大的牧人弥赛亚，就是先知预言的那一位”[1]。小说刻画的却是一个地方头人，或者类近于土豪、酋长式的人物，其人以农民的狡狯、商人的精明和政客的邪恶，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比较所引经文与小说主旨，一为向善，以臻光明的境界，一为作恶，无所不用其极，二者间实则冰炭难容。当年有评论说作品颇具宗教悲悯情怀，真是不知所云。将世俗宗法社会里的头人，比附为宗教世界里的牧人，拟于不伦，此为明显的失误。类似的失误也出现在作者另一部长篇小说《生命册》（2012年）中，小说题目显取自于《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0章第4节“末日的审判”：“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以及第21章第5节“神和羔羊为城的殿”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小说叙述了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年轻人于社会上的打拼经历，其间所身经的挫折、所目睹的苦难，自是在所难免，给人印象较深的细节确也不少，如一个老上访户的辛酸人生，为讨回一间绝无可能复原的房屋，赔尽了一生。文本寓含着对当下的批判性，自不待言，可是将艰难度日的世俗众生暗比为“羔羊生命册上”的信众，毫不搭界地贴上一个宗教性的标签，只会减少而不能增加批判的力度。比这种随意贴标签走得更远的，是那种明显的知识性错误，比如李锐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2011年），全部作品构建在错误的知识框架上：结构方面，设置了西方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民间宗教（女娲教）的冲突，场面描写颇为激烈，由冲突至于械斗，暴力血腥。其实则不然，即以近代史而言，对抗西方宗教最坚决的恰是正统的儒家文化，而民间的普通百姓反倒能和传教士及教民“和谐相处，相安无事”，并非处于你死我活的状态，老百姓的观念是含混的，只要对自己有实际好处，则无所不可，双方甚至会产生互助关系。[2]情节方面，洋牧师张马丁不愿屈从于高主教的阴谋，即不愿意为诬陷村民而说谎话，严格遵守第八戒律“不可作假证陷害别人”，被主教逐出了教堂，流落在外，差一点冻死；至“第八天”时幸得村妇张王氏救助，于彼氏热烘烘的怀中突然勃起，不能把持，遂与之行了苟合之事，全然不顾此种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第六戒律“不可行淫”和第九戒律“不可图他人之妻”，遵一违二，避谷陷坑。再如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2013年），于卷首引用了《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并径以“第七天”作为小说题目，其意大约取“安息”之意，却是望文生义，完全错解了此术语特殊内涵“圣日”“可喜乐”“祝福”等，依字面意思直等同于死亡、下葬、葬礼，把安息当成死亡，此为俗不可耐的解释。小说末章“第七天”内容除鬼父子终得相聚之外，又写一女子的葬礼，该女收男友山寨礼物后感到羞辱，愤而自杀，以大幅笔墨铺陈葬礼场面，并用“死无葬身之地”一语来加强效果，意在卒章显志，却是写得轻巧、错得离奇。更为离谱的是马原长篇小说《牛鬼蛇神》（2012年），第一卷第一章最后一节，用了五页篇幅来议论《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1节中“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一句，率尔断言道，既然水非上帝所造，那么，“此上帝仅仅是有限上帝”，并非全知全能，并进而断定撰写《创世纪》的圣贤“出现了常识性错误”。作者自以为这一发现将“可能引起基督教世界很大的震动”，却不知宗教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公元400年左右，基督教神学大师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解释道，尽管《圣经》中未写明这水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形成的，“但健全的信仰和正确的理智对此不会有所怀疑的”，也不会因此“便说这些水是和天主一样永恒”。《圣经》中有“空虚的地”和“黑暗的深渊”，均为无形物质，虽然对它们的创造缺而不载，但根据真理的教训，可以肯定包括水在内的物质都是天主从“空虚”中创造的，殆无可疑。[3]到了21世纪，在一本被称为“近数十年来问世的科学文明文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题性作品”《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一书中，作者从光学角度阐释了这一令很多人“诧异”的有名句子，认为那可能是一种“光学现象”，并大胆地假设此“水”是装在空心玻璃球里，“来自神的光碰到装水的球形容器的表面，于是就有了聚焦的光”。[4]——虚构性文学作品亦须跟上知识的整体发展步伐，否则，一涉及相应的知识，尤其是那种需要精确性知识的领域，即会出现低级错误。
就上述作品而言，无论是生硬比附，还是随意曲解，一涉及宗教因素，那种现成的、无须多加论证的救赎观念，遂束缚了文学想象力，体现在文本中，一定会是一些有问题的人物形象，成为主角，比如流浪汉、小偷、骗子、强盗、妓女、杀人犯等，这些形象，其原型皆可曲曲折折地追溯到《圣经》。不论何种缺陷、污点、罪恶等，只要皈依宗教，经过清洗，诸种污点便转化为道德上的优势，其勇气、品质等往往高于平常人。这是当代文学中基督教题材写作的一般模式，简单归纳起来，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基督教等同于单一的救赎观念，而救赎总是与苦难、罪恶、忏悔等联系在一起，再循此而去，塑造若干弱者、恶徒作为小说人物，场景毫无例外地设置在近代、现代，从时间上说，多是在19世纪以降、1949年之前；从社会背景上看，人物生活在极度混乱和暴力的环境中，如《施洗的河》中的樟坂，呈大乱之象，四处充满了凄厉和惊恐的风暴；再如《水乳大地》，多半写了打打杀杀情景等。这是非常之有意味的现象，基督教题材的当代小说多与历史相关、与罪恶和暴力相伴，而唯独与日常生活无关、与平和的社会状态无关。
第二，这类小说多写民间社会或底层社会，但不是一个稳定的、常态的底层，而是畸形的、反常的底层，其中人物不论是因自身原因还是为外在情势所迫，大多处在社会秩序之外，游离于边缘地带。就表层而言，有如上文所说，多受到了《圣经》中关注底层人物的观念影响。或许还可以说，此类文本暗合了实际的历史情景，亦即自近代以来基督教多与民间社会亲善的事实，绝非《张马丁的第八天》中想当然地所设想的与民间女娲教处于时相冲突状态。
第三，在作品开端或正文中，都会引用《圣经》里的一节或几节经文，位置相当显眼，这已经成了此类文本的一个基本标识，只要看它所征引的经文，即可判断出文本内容一定与宗教相关；而且这些经文不单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它们还具备相当的功能，预先界定了文本的主旨、精神、情调、氛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