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手的几部小说

王手的小说比较特别，这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的作品数量似乎不多，但每读一篇都予人以很深印象，不会轻易忘却；第二，故事并不复杂，主题可说单一，有时一个题目翻来覆去地写，即如我下面要谈到的几部小说，不外是温州一家鞋料小店，赊账甩货，讨债要钱，却写得花样翻新，换一个角度即为一篇小说；第三，尤以写法上为特别，能够好好说话，平实叙述，不卖弄，无做作，然而竟然让人读得兴味盎然，到会心处，虽不至于叫绝，还是忍不住要拍案数下。

王手的中篇小说《斧头剁了自己的柄》（《收获》2014年第3期），写的还是“讨债”。这个题目王手至少已经写了十二年，2002年时他即发表中篇小说《讨债记》（《收获》2002年第5期），其内容、模式和基调，以后的几部小说均未出此范围，试撮述其大意：市府机关一干部的妻子下岗后，办了家鞋料店，夫妻俩从此绑在一起，行了一次贿，讨了一次债；为妻的最终想通了，没想着讨回钱来，“钱就是这样，这里去，那里来”，她的目的一变而为借此考验丈夫是否关心自己。这部中篇的内容，一年后又基本上原样出现在长篇小说《谁也不想朝三暮四》（《江南》2003年第1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四章、第五章及第十章，唯一有所变化的，是叙述者即机关干部身边多了一位女性同事，前篇文本中，主人公助妻开店，据其调侃性自述，大半目的为了次数较多且顺畅地与妻做爱。谁知世事难料，开店后的妻子回家倒头即睡，故而安排一位女性，增加一份婚外情色调料。2011年发表中篇小说《温州小店生意经》（《人民文学》2011年第12期），继续写“讨债逃债”，且指明此主题体现了温州经商特色，与先前作品相比，本篇亦有所变化，重点写人，描写了店内的几个员工，“以德报怨”型的小张即为其中之一：此人于无意间陷入店内材料失窃案而被警方拘留，因店主证其清白而感恩于心，像从未发生什么事一样埋头干活。正是这个小张，三年后又成了《斧头剁了自己的柄》的主要人物之一。

三角型的人物关系结构，再加上一个讨债的主题，看似简单的小说形态，内含着一种丰富、一种别致。具体地说，这种丰富和别致恰源于真正的自嘲，此亦为目下小说中愈来愈稀见的品质。承担小说叙事功能的男主人公，同时也是一个行动者，他拥有来自机关单位的那种心理优势，对欠债人连蒙带吓，又大度地留下一条后路；对方更为狡狯，揣摸来者的不善达到了何种程度、来头究竟有多大，为自己设计了麻利干脆的脱身之术，将来势甚为生猛的机关干部霎时间变成了一个笑柄。这个机关小职员一次次遭受打击，吃尽了哑巴亏，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直线下降”，人便矮了三分，甘愿听妻子调遣，奔波于单位与小店之间，竟也觉得乐在其中、何乐而不为。实际上，事件的戏剧化进展以及自我嘲弄，正显示了这个机关干部、这个叙述者隐藏的清醒，只有清醒的人才能够、也敢于嘲弄自己和他人。同时，这也映照出了女店主形象——就在两个男人相互算计对方、无声交战时，应该焦虑的女主人此时却静静地坐在她的鞋料店中，像往常一样等着熟知和未知的顾客，她早已知道结局。《温州小店生意经》中写道，“讨债逃债”是温州生意题中应有之义，今天别人欠你钱，明天你欠别人钱，仿佛已成某种游戏规则。对女店主来说，她得面对两种困难，一种是“税务专管员”，其人在几部小说中出现过，只要送礼及时，像《讨债记》《谁也不想朝三暮四》中送出一套高档西服，便相安无事。比较麻烦的是另一类人，如《讨债记》中的“平阳人”和另一个绰号“黑社会军师”的人、《温州小店生意经》中的“南阳兄弟”等，这些人“空手套白狼”，且懂得钻政策空子，捞一笔就消失。奇怪的是，女店主在最初的紧张、紧张得命其夫立刻去讨要之后，竟好像浑然忘却了此事。她熟悉自己置身其中的那块天地，她的人生准则即为“钱就是这样，这里去，那里来”，别人欠自己的钱，自己保证就不会欠别人吗？

王手的小说就是这样揭开了当下小说中少见的、陌生的商业世界，于这陌生的世界中，生存、行动着的依然是我们熟悉惯见的面孔，他们相互算计着、伤害着，今天哭，明天笑；哭过了笑过了，仍然若无其事地度日。而王手的叙事风格，也于此略见一斑：平实之中，时生微澜、波折；从容之中，亦含智慧、知性。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一以贯之的敢于自嘲的品质。

也许作家要寻求一种变化，与前几部小说的从容叙事相比，《斧头剁了自己的柄》则显得急促、紧迫：男店主把《温州小店生意经》里的店员小张从其老家请来，让他以绑架手段讨回三十万元欠款。这部小说的基本模式并无变化，有所区别的是，前几部小说中讨债仅是主旨之一，由此引发的人际关系中的争斗一面、人情由此变易以及人性善恶较量等等，才是主要内容。而这个小说则强化了讨债主题，排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虽然叙述故事进程方面惊险曲折，但毕竟显出了单薄相。先前那个女店主所持生意准则“钱就是这样，这里去，那里来”，事实上包含了人比一切更为重要的原则，显示了民间那种外人绝难想象的承受力度以及通达大度的人生态度。可是现在那个女店主隐退了，因而欠款的重要性超过生命本身的重要性，则成了这部小说的基调，与此相关，小说的情怀也出现了问题。

如果没有结尾处男店主给人家当儿子这一细节，这部小说至少还具有相当的可读性，甚至可以说，不失为一部带有刺激性的、好看的小说，但不会是一部好小说，殆无可疑。而结尾细节也太令人无法接受了，难以相信出自王手之手：“以德报怨”型的小张被警方枪击身亡后，男店主毅然卖掉小店，与妻子离婚，抛弃年迈父母，然后千里迢迢奔赴死者的老家——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给人家当起了儿子，算是为自己赎罪。这个细节设计肯定会获得某种具有特殊口味和嗜好者的激赏、赞叹，但我要说，此种行为本身，它是多么的伪善，是多么的不近情理。验证的标准非常简单：一个连自己的父母妻子都忍心抛弃的人，却跑去给别人当儿子，他怎么能够是真诚的呢？内中没有丝毫真诚的因子，那么，此赎罪难道不是做戏、作秀，表演给人看吗？

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情节上过于明显的漏洞，即低估警察的智商，以为绑架程序设计得天衣无缝，一旦被绑架者被击毙了，警方也会就此收手，不再追问，叙述者想象得也未免太天真、简单了。真正的问题在于，给人当儿子这个情节背后，掩藏着一种不负责任、极端自私的心态，工于算计，舍小取大：当不当儿子对自身来说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儿子，会保住性命，不当儿子，则要当囚犯甚或死囚犯。这不是精明的算计，又会是什么？

王手弃其所长，实际上降低了艺术标准，绕开了艺术难度。把四部作品并置一处，稍做比较，高下立见，令人禁不住发出疑问：一个在艺术上颇为讲究的作家，为何也写出了这样有悖常理、违背人情的低水平作品？

这个情节本身确乎反映出了当前文学创作中的某一种流行风尚，那就是违背常情常理，越是不近情理便越能迎合一部分批评者和读者的特殊口味和嗜好，从深层方面折射出了亢奋、急躁的社会心理。不近情理正是当代文学的一服毒药。鲁迅曾经引过尼采的一句话，用在这里至为贴切：大毒使人死，小毒则让人感觉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