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而且恰恰是影响最大的作品，最成问题。只是汪曾祺本人可能不知道，他的多数读者也不清楚。

《陈小手》就是一例。

陈小手其实并没有死。他不当死，致死理由欠充足。作家失手杀死了他。

小说预先铺垫了陈小手两个必死的理由，从容道来，写得扎扎实实、满满当当：一是当地风俗，生孩子，请“老娘”，像陈小手这样的男性产科医生既少见，也不请。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遇到横生、倒生，老娘束手无计时，会主动建议主人家去请，但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二是某团长，系孙传芳“联军”部下，其太太难产，请陈小手来。团长威胁道，大人小孩都要保住，否则掉脑袋。直接理由是，该团长满心“委屈”地以为，自己的女人让别的男人摸来摸去，“太欺负人了”，抬手就是一枪，打死了陈小手。

汪曾祺写团长杀人，对这一行为，想来再四思之，反复斟酌，最后敲定了，令其实施。可能还存在着一个心理依据，即，团长先前于紧急情势中只求母子俱安，这是一种目标专一的心理状态；待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脂油太多的太太身上“把孩子掏出来了”，大人小孩平安。此时，团长心理又发生变化，不再视陈小手为一医生，而是一个必须干掉的男性——一双手在他太太身上摸来摸去，越想越嫉恨，以致到了非杀不足以消释其难受的地步。

过去大小军阀，残暴无人性，没有底线，历来如此。这也是本篇小说的主旨。军阀没有道德，却有迷信。团长一枪打死陈小手，一点不犹豫；流别人的血，对一个小军阀来说是没有感觉的，可别人的血于特定时刻会成为他的忌讳——他身后可是刚刚出生的婴儿。

小说还存在一漏洞：团长打死陈小手后，近乎切齿般地说，自己女人的身体，“任何人都不许碰”。这里的“任何人”只限于男性。这也暗示了，团长宁可杀掉接生不成功的老娘，宁愿死掉难产的太太（小说带了一笔，“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不也包含死了再娶的意思吗），也不可能请陈小手。不许男性，当然也不许男性医生摸自己的女人，也是这个小军阀的忌讳之一。宁让别人死，不许犯忌讳。不是说，团长不该打这一枪，团长不开枪，不能证明其人有人性。婴儿出生后，酒也喝了，礼也送了，出手就是二十大洋；人也礼让出大门，中规在矩。一切无非做给外人看：团长也懂人情、知礼仪。可抬手一枪，等于废掉了前面的铺陈，多此一举了。铁了心要杀掉陈小手，做足表面礼仪功夫，然后派人于僻背处暗暗干掉，才是此一流人的惯常手段，何劳亲自动手。

有时候，生活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更多时候，文学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拿贾平凹中篇小说《五魁》所写土匪唐景，比较一下团长，则可知后者描写颇成问题，不合情理。唐景生日这天，众人齐聚大场，仰观压寨夫人荡秋千：

为什么在荡到与梁欲平的时候，众人一哇声叫好，她的宽大的丝绸裤子就断了系带脱溜下来，使在场的人都看见了不该看到的部位呢？寨主从不忌讳自己的杀人抢劫……但他却是不能允许在他的辖地有什么违了人伦的事体。他扬起枪来一个脆响击中了秋千上的夫人，血在蓝天上洒开，几乎把白云都要染红，美貌的夫人就从秋千上掉下来。他第一个走近去，将她的裤子为她穿好，系紧了裤带，在脱下自己的外衣再一次覆盖了夫人的下体后，因惯性还在摆动的秋千踏板磕中了他的后脑勺。

过去的军阀和土匪，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像团长和唐景，以杀人为职业和乐趣，可他们常常会在明面上做出一些样子：团长又是请酒，又是送大洋，最后送人到门外，一应礼数不缺；唐景则以保护辖地内“人伦”事体为其职志，更其高调。他们也当装作顺应、遵守规则：看了女人私处的陈小手，那是以医生的身份和眼光；摸女性下体，为的是救人一命。倘若因此打死陈小手，引发物议，于团长立足地方有碍。故而陈小手无死之理。压寨夫人断了裤带，易勾动众人邪念，有伤风化，违了人伦，必死无疑。土匪与团长实质上一般德性，都不能容忍女人走光。女人是财产，相当于他们平日抢来的财物。但依小说内在逻辑，当其行私欲时，必定假手公德。较之于唐景，团长行为被描写得过于急促，戏谑成分大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