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局外人”——评阿乙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山寨“局外人”——评阿乙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阿乙的小说里有一种比较独特的因素。以前读他的小说集《灰故事》和《鸟看见我了》,那种对实施犯罪行为前后心理变化的描写,可谓曲尽其致,往往于平静处,突生波澜,令人大感惊讶。这种很特别的成分,无以名之,姑且称其为残酷。这与题材选择有关,更与其深度的体悟以及擅写心理相关。就目前已发表的作品而论,阿乙以写底层社会尤其农村的犯罪见长,而且作为题材的案件本身往往没有什么复杂纠结、扑朔迷离之处,真相大白之时,令人慨叹原来内情竟如此简单,是予人以丰富之后的简单。因为作者的独到写法,由一点生发开来,把人物及相关的众生相写出来了,那样一种繁复的描写中,有着尖利的质感。作者似乎并不满意于仅仅将情节的丰富性呈现出来,还要从中发现某种理念或象征,这是他的小说一大优点;可有时意图强烈了,外附的痕迹随之变得明显,此亦所谓向前一步,优点即变为缺点也。试举两篇作品为例。

短篇《鸟看见我了》中的捕鸟人,一个其实非常老实的农民,于冲动中杀死了一名村妇,受害者死前说了一句话:“鸟儿在看着你,鸟儿会说出去。”此后凡当醉酒时,此人必不能自已地说:“鸟儿看见我了。”从表层上看,鸟儿在这里是一种象征、一种意象,其功能在于证明着此村民原非恶人;从深层上说,作品已经涉及乡村共同体问题,共同体内的居民,皆受制于他们所一致认可的伦理、道德、习俗以及鬼神观念等,所以当村妇说出“鸟儿能够看见”的话语,令施暴者心惊肉跳的并不是村妇本人,而是他们共有的鬼神观念,因而此人清醒时意欲灭掉一切鸟儿,酒醉时则自证其罪,恰如李商隐诗所道“莫为无人欺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小说情节契合一种乡间的文化背景,其中意象、象征以及触动人心的艺术力量,无须外加,自然生长。

与此相对,中篇《情人节爆炸案》由一起血腥的爆炸案为原点,引领读者一步步走向那个阿乙式的简单的案情:原来这是一个农村的“男同”,己身被逼结婚,情人被打跑,于是,他便制造一个惊天大案,目的在于“乃是告诉全世界,他们委屈,愤怒,可怜,遭遇了不公平”。如此的结局,令人感到作者的意图撑破了情节:先前那样丰富的叙述,表达的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意思。就像布瓦洛《诗艺》中所说,则如大山临盆,生下了一只小老鼠。姑且不说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农村中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民众,而不是贫穷状况中偶然的同性恋事件;对那些大多生活在城市中的“同志”们来说,此种描写不唯不实,而且非常的不公正,有抹黑或歪曲之嫌。用不着社会学资料的佐证,以《孽子》《荒人手记》这些经典的同性爱作品来说,这类人活得多么的谨慎、小心、谦卑,岂敢用爆炸方式表达愤怒?阿乙的作品不过是以异性恋失败后郁积的愤怒情绪,替换了同性爱深深的、无可排解的委屈,这是一种不经意间的置换失误,可其失误却未免过于失度。

质言之,阿乙的优势是在描写底层尤其农村的犯罪,并关系着一种相互对应的文化背景,这是他所熟悉的领域,叙事上优裕自如。如果他想越出此领域一步,借农村题材表达某种与题材本身无多关联的主题,一定会失败。意图的简单常常会削弱情节的丰富性,此为一定之理。他近期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部长篇中,他先前那些最为擅长的描写,恰恰成了一种短处、一种缺陷。

与阿乙中短篇小说情节描写上的丰富性相反,这部长篇的内容甚至都可以说太过简单,不夸张地说,用几句话即可概括其全部故事情节:一个农村青年学生因贫穷受辱、穷极无聊而杀死自己的女友,被捕后告白自己只为杀人而杀人,关进牢房里竟然认为此时正可思索人类都要经历的少趣无聊的一生。

小说的意图是外显的,要借一桩杀人事件来表现人的存在的无意义状态。可是,意图太强烈了,反而使叙事难以承担其功能,于是在描写上虚虚实实,近乎于卖关子:杀人的理由,一定要追问下去,那就是没理由。简单地说,作者没有给出一个至少在表面上让人信服的理由:一个农村青年来到城市读书,受了自家婶子的歧视,郁积于心中的委屈、愤恨等等转化为仇恨的力量,最后于不得不爆发之际,将自己的女友骗来,捅了几十刀。关于理由,杀人者有两种说法:一是他无力杀掉自己的婶子,只好对付一个弱者;二是其婶子根本“不值得一杀”,他要毁掉一个代表了美好的人,毁掉一个有价值的人,那才是一种没有杂质的、“纯粹的杀”,即为杀而杀。

作者在序言中说,他写小说之前,读到一则关于学生杀死自己同学的新闻,几个月后,这则报道在他的内心变得强烈起来,终于诱发了其写作。实际上,这种新闻毫无价值,除了那种别有用心的恶意炒作之外,没有丝毫的意义。学生确实背负着包括学业、生活在内的压力,严格地说,这种压力折射出的仍然是存在问题的社会机制。大体而言,学生是一个相当单纯的、仍在成长的群体,不会对世界产生厌倦乃至仇视情绪,即便在这个群体中发生过杀人行为,那也是偶发现象。将一种偶然当成必然事件,此出发点即为有误。而欲在此偶然之中寄寓某种普遍性的理念,单从题材上说,即缺乏叙事方面的合法性。

不幸的是,作者要急于表现一种浸透到骨子里面的无聊感,一种关于存在的厌倦感,便不顾情节破绽、理由破碎,一路直奔主题:第一,让主人公毫无理由地杀掉一个人,然后打发他急匆匆地跑向逃亡之路,“唯有逃亡,我才能感到生命的充实”。第二,将主人公送进监狱,去思考人类的大问题,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再“安静的地方”,以便“更适合思考人类和宇宙的了”。思索的内容包括:人与动物没有区别,不过更为有意识地和它们一样干着抢夺食物之类的恶心事;生命最终无非变成衰朽的肉身,没有什么尊严;出生,成长,读书,结婚,生子,得病,死亡,“每个人都是这样”;人生失去意义,连意义这个词语本身也是无意义的;等等。这些内容并未转化为细节自身,很多时候以机械的、贴标签的方式出现,缺少内在生气。

小说的人物塑造也是失败的。从根本上说,这个人物身份虽为学生,出场时则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社会青年,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人生体验方面来说,均无能力来思考涉及人类、宇宙之类的重大问题。这里有一个证据,是全部小说最致命的失误:主人公翻箱倒柜,偷拿了婶子家的一块玉佛,前去和玉器店的老板讨价还价,费尽心机,最后令对方付了两万元成交。正当交易时,一个乞丐出现了,主人公竟然顺手将其中一万元给了乞丐。

并不是说一万元不能给乞丐,给谁都可以。问题在于,当给出这个动作完成后,小说的内在逻辑已经自动生成,由此,细节本身就包含了确切无疑的信息,即,主人公已经全然不在乎了,不在乎人世,不在乎生命,一切皆不在乎。那么,他还在乎钱吗?因为他“下面”就要“该干些什么”了,干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杀人,逃亡,然后在监狱那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人类命运等等。可是,在接下来逃跑过程中,这个年轻人花钱却精打细算,每一笔都非常清楚,连小饭馆里十块钱卖三样“杂碎”的招牌也注意到了,这样的细节随处可见,简直就是一本流水账。试举几例:

花几百元钱买了一张“折扣票”(请注意,是“折扣”);在一座小县城,被摩的司机拉着东南西北地绕了几个圈子,多收取五十元;警察在后面包抄、逼近,情势危急,逃回旅馆后第一眼看到的竟是“电风扇吹着账单”;翻墙逃跑时,将口袋中的二百元硬塞进一个大张着嘴观看、表情迷惑不已的厨师手里;进入一家小超市里,看到店主就着冷水吃面包,联想到自己母亲亦是如此吃法,掏出二十元让人家扔掉;到洗浴中心花二十元洗澡,“又花十元过夜”(招妓);花最后三张钱时,相当仔细地观察到其中一张上面写有一个人的姓名,还有闲心思猜测并断定“它一定曾被一位赚不到钱的农民拥有过”。

一个随手将一万元扔给乞丐的人,自己的花费怎么会精细到以十元为计算单位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而一个花几十元钱都分明记在脑子里的人,是绝不会思考大问题的。此处矛盾的细节,标志着整部小说在结构上的坍塌。

这显然是一个败笔,而败笔本身也充分表明了,小说主人公不过是一个为了基本生存而行动的农村青年,他的全部兴趣、思维或注意力集中在吃喝花销上。住在婶子家里,“每天蜷缩在阳台,羞愧得恨不能自杀”。让如此可怜的一个农村青年去思考人类命运诸问题,未免太难为他了。即使让他在那里使劲地装,比如,让他在母亲、婶子、法官以及任何一个人面前装得“神情冷漠,若无其事”,他能装得像莫尔索一样逼真吗?

加缪的名篇《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觉得世事一无可为,毫无意义,因而为人冷漠,没有心肝:在沙滩上,太阳晒得头脑发热,接过邻居的手枪,晕晕乎乎地向一个阿拉伯人连射五枪,致其死亡,过后情绪、心理丝毫不受影响;母亲去世了,听到此消息,也是无动于衷,以冷淡待之,一滴眼泪也没有。郭宏安评析道,这个令人感到“凄然”“愤然”“愕然”的“局外人”,行事怪异,不合常理,他究竟是何等样人呢?解开此谜的一把钥匙名为“荒诞”,以此视角去认识,莫尔索的“消极、冷漠、无动于衷、执著于瞬间的人生等等顿时具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小说展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迫使读者思考一些诸如世界是清晰还是晦涩、人生是幸福还是痛苦等等问题。

莫尔索的出现,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其人吃饱了肚子,无所用其心思,他已超越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层面,觉得世界就是荒谬,人的存在即为荒诞;可是,阿乙的主人公,一个借住在亲戚家里的年轻人,因着贫穷,为人直不起腰杆,抬不起头来,羞怯软弱,对他而言,一块面包,有口吃的,远比所谓荒诞要来得实在。让一个肚子都吃不饱的人,面向读者阐发世界的荒谬无聊、无益无趣,那才让人觉得荒唐。

其实,像莫尔索及其体现出的荒诞性特点,在认识上也早已被超越了。当年小说发表后,萨特曾著文誉扬,视莫尔索为“特殊的一类人”,其人身上交织着荒诞与反荒诞:荒诞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割裂”,反荒诞则是人于行动中确立其本质和价值。可是,几十年后,萨义德从政治地理的角度,重新阐发了小说内涵,他认为加缪只字不提被杀死的阿拉伯人的背景,单单表现“法国人的意识”即“无能为力的殖民主义的敏感”,源于此时法国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这只能反映出了加缪本人的“冷酷无情”。

外国作家早就写过、且于认识上被超越了的东西,很难再翻出什么新花样来,山寨出一个“莫尔索”,其实是没有多大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