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心武、路遥的一点补充——读程光炜著《文学史二十讲》
很早以前读过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留下较深印象。2015年修订本出，又订购一册。故见到《文学史二十讲》出版信息，况且字面意思显示此书为授课记录，毫不犹豫购买了一册。这十几年来有不少学者的讲课记录很是风行，有些读起来真的过瘾，比如洪子诚先生《问题与方法》便是（亦出修订本），理性、宽容的讲述中，不时夹杂几句温和而机智的调侃和嘲讽，既照顾到了课堂要求，又表现出了学术识见，更有一种难掩的锋芒。
《文学史二十讲》似乎有一点不同，虽是讲课稿，却并无多少课堂即兴、轻松的气息，读起来反倒感觉像是一篇篇严谨的论文。文无定法，讲课也不一定非得有现场氛围。第三讲中，程光炜自己就解释道，他的讲课有点“绕”，在各种概念之间“绕来绕去”。这是一种必要的“绕”。程光炜把当代文学当成一门学问来做，要把当代文学理论化，“绕”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程光炜已经贡献出来了一些可贵的理论，比如，关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问题，尤其面对文学经典时，程光炜说，此中便存在着一个难度——如何既能进入历史之中，又不被它完全控制；怎样吸收已有成果、受到启示，又能于一定距离外认识和反思这种启示。包括研究者自我的“历史化”，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特点，“存在着不可能被真正普遍推广的学术性的限度”，因而，一种有距离的也即有“分寸感”的学术意识，就是十分必要的。[1]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相关的，还有“陌生化”“当代性”诸多理论视点，都是程光炜建构当代文学学科的几个重要概念。
一门学科的建立、兴盛，有赖于研究者自身的学养。程光炜受启发于巴尔扎克语“小说家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学家”，对当代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一项极高的要求：
我觉得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也理当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即使他们不去做繁琐的考证、辨伪，不去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长期艰苦地寻找和爬梳，那他们也得具有历史学家客观的眼光，沉静的心境，宽阔的视野，以及把当代意识植根在复杂、缠绕、矛盾的大量问题之上的习惯。更具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不是告诉我们它是什么，与此同时也应该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这样。他们应该在为什么是这样的思维层面上寻找当今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总是停留在它是什么的思维层次上。[2]
文学史家应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这在理论上说是没什么问题的；一流的文学史家同时还得具备一种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发现作品的优劣，看穿一些伪经典文本。可惜这样的文学史家还是太少。值得一说的倒是文学批评家。在第一讲中，程光炜说，“在当代文学学科中，批评家的地位一般要高于文学史家，很多国家级的文学奖最后获奖者往往是前者，就是一个可以随时列举的例证”[3]。地位高不见得学养就高。那些曾经活跃过、现在正在活跃着的当代批评家们，所缺乏的大约正是一种历史意识，有的甚至欠缺必要的文学史常识。赵毅衡多年前论述“未来小说”的一篇文章中，点名指出有批评家称赞《末日之门》乃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未来小说一语，带点挖苦意味地说，这显示了“当代文化人”读书不够。[4]中国第一部未来小说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王小波发表于1997年的中篇《白银时代》开宗明义地写道“现在是2020年”，也是一部典型的未来小说。收入《王小波全集》第七卷里的其他三部中篇《未来世界》《2015》《2010》，均可视为未来小说。无怪乎赵毅衡要无所避讳、语含讽刺了。缺乏历史意识，一些批评家们会轻率地用极致的语言夸赞一部刚刚发表的作品，这在当前的文学界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程光炜对于当代文学的理论建设，本身就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予人启发多多。读他的文字，如入宝山，相信不会空手而返。
白璧微瑕。第八讲和第十五讲中关于刘心武和路遥的议论，尚有需要补充、纠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