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疑、矛盾且诚意不足的仪式——评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
《云中记》[1]立意甚好：大震后的幸存者迁至移民村，而那些埋在废墟中的死难者，则成了孤魂野鬼，令生者不安。四年后，先前的祭师决然返回弃村，逐门挨户，遍祭冤魂：熏香，摇铃，击鼓，然后次第放置亲人所托带诸物，并向已长满了荒草的院落撒下一把把粮食。生人自当生活下去，死者亦须得到安慰，应该说体现了作家或叙述者一种良善情怀。
这也是小说的结构框架。
可问题在于，整部小说的叙事、情节、描写等等，与立意、结构、主旨却呈现着一种反对的关系，随叙事进程展开，不是丰富、强化，却是削减、弱化了小说主题。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祭师的身份。按叙述者声明，祭师职责只管祭山，亦即祭祀山神，而安抚鬼魂亡灵之事，则无预也；因为那是他不熟悉的领域，从未关心过、涉足过，内部程序、行礼如仪一概不知。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这祭师倒也老实本分，不知为不知，不显摆出不懂装懂的样子。祭师决定返回村中，一方面出于自愿，他的想法是，活人自有活人来关心，死者由他去安抚一下子，尚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村民们也纷纷前来请他去“照顾”死去的亲人，祭师不去谁能去、谁愿去？这里也牵涉到了一个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祭师的外甥，同时也是乡上的领导，前来动员他回村做些安抚鬼魂的法事，因此时四处流传着出现鬼魂的传说，致使人心不安，群情汹汹，故而安抚鬼魂其目的在于“安抚人心”，重振村民意志，以利于今后村庄的重建工作。可让一个祭山的人去祭鬼，角色转换未免有些突然，更何况祭师心中原也存在不痛快——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培训班上，人类学的教授不是说过，“祭山要传承，事鬼要扬弃”吗？可见，祭师回村，虽属自愿，要去照顾鬼魂则确乎勉为其难、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实不足，超出其个人职责、能力范围之外。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祭鬼方式不当，也会惊吓了鬼魂。尽管小说多有弥缝，以使自圆其说，比如，祭师回忆几十年前其父夜下祭鬼情景，算是匆忙间自己给自己补了一课，毕竟行动欠爽利。
让一个只管祭山神的祭师回村祭奠鬼魂，中间又生出种种波折，读起来让人颇觉憋气。本来，怀念死难者，只要心诚意真，即刻起程，何至于预先寻出种种理由，以证明祭祀的正当性，务虚之后再行动。如果说这已经是叙事上的矛盾，那么，更大的矛盾则在于祭师的观念与行动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便是，祭师已经回到村中开始安抚鬼魂了，在他心目中，对于是否存在鬼魂，却仍然存有疑问，仍然在信与不信之间犹疑不决。小说第二章写道：
阿巴已经不是以前那些相信世界上绝对有鬼魂存在的祭师了。他是生活在飞速变化的世界里的阿巴。据说，过去的时代，鬼魂是常常要出来现身的。但他没有见到过鬼魂。据说是有电以后，鬼魂就不再现身了。也是据说，鬼魂不现身的日子比这还要早，是山下峡谷里修沿江公路，整天用大量的炸药爆破的时候，鬼魂就不再现身了。不管是什么时候吧，这都说明，起码这三五十年来，云中村就没有人见到过鬼魂了。
夫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至少也要装出一副相信的样子。而这个一开始那么毅然踏上归乡之途的祭师，着实让人颇为感动了一阵，此时一下子分裂了，连一点掩饰也不需要了：心里面不相信有鬼存在，和行前宣誓般的悲壮行为又构成矛盾——“我是云中村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让一个不信鬼的人，跑去祭什么鬼？可怜这祭师自打回村子后，信鬼与不信鬼两种念头常常交战于胸间心头，反倒把自己搞得不得安宁。小说凡十二章，情节已经发展到第十章了，快要收束结尾了，还在纠缠着有鬼无鬼的难题，还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打架”：
为此，阿巴还自己和自己争辩。
人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怎么知道人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是祭师，你不相信有鬼魂在吗？
我当了祭师，我就只好相信有鬼魂在了。我是担心万一有鬼魂在呢？可是我真的一个都没有看见。
好吧，你承认有鬼魂了。难道鬼魂真要跟云中村一起消失吗？既然他们都是鬼魂，云中村下坠的时候，它们不能飞起来吗？
云中村都消失了，它们还能往哪里去？
万一真是有什么去处呢？所以，你才想要牢记云中村是怎么消失的。
有时，在内心发生的辩驳，甚至会发出声来。阿巴用一张嘴巴发出两个声音和自己争论。争来争去，那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打架，产生不出新的意思。
这祭师真是老实得叫人同情，虽心存疑惑，却也宁愿相信有鬼，否则跑回村子无事可干，岂非笑话。那么，如何证明有鬼呢？从实践中来，捉住一个试试看，眼见为实，传说为虚。于是，回村半年多时间里，祭师完成表面的祭祀后，其他时间里所做唯一的事情，就是嘴里一边唠唠叨叨着有鬼无鬼的话，一边于“晚上中了邪一样寻找鬼魂，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
于脚下掩埋着数万有名无名的冤魂的土地上，执意要寻找出一两个鬼来，以证明世间有鬼，这已经不是轻薄可以名之的，而是堕入一种恶趣了。
现在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了：祭师形象写得很糟，全然失败，说明这个人物形象只是叙述者手中的一个工具，叙述者（此时不可等同于作家）要在整本小说中最想表达的意旨，是在第七章：祭师请教另一个年长的祭师，究竟有无鬼魂。年长祭师答曰，人死为鬼，确然无疑；存在一段时间后会化掉，会变成泥土；然后，一切烟消云散，没了。要紧的是这段话：
祭师说：怎么安抚鬼魂？就是告诉他们人死了，就死了。成鬼了，鬼也要消失。变了鬼还老不消失，老是飘飘荡荡，自己辛苦，还闹得活人不得安生嘛。告诉他们不要有那么多牵挂，那么多散不开的怨气，对活人不好嘛。
领受了教诲的祭师如醍醐灌顶，多时的疑惑有如冰释，于是充分阐发了老师的哲学：
以前，阿巴对鬼魂的存在半信半疑。现在，他是相信世间有鬼魂存在的。而且，他也相信鬼魂存在一段时间，就应该化于无形，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化入风，化入天空，化入大地，这才是一个人的与世长存。人死后，一个鬼魂长久存在，不肯消失，那是死人深怀着某种执念，尘世的记挂太多。对云中村或许还没有魂飞魄散的鬼魂来说，更可能是对猝不及防而又惨烈无状的死亡不明缘由，而游荡在生死边界。阿巴已经无数次告诉他们，死亡已经发生，紧接而至的将是云中村的消失与死亡。如果还有鬼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永远带着惶惑带着惊恐与怨怼之气不肯归于大化，等到云中村消失，世上再无施食之人，他们就会成为永世的饿鬼与游魂了。那就比下了佛教宣称的饿鬼地狱的情形还要糟糕。
那样固执地要寻找鬼魂的祭师，几乎像中了邪般，白日黑夜地寻找，差不多打着灯笼寻找了，他当然找不到的。虽然找不见，在叙述者需要的时候，还是终于跨越式地轻而易举解决了一个极具难度的问题：鬼魂是存在的。祭师并非从其传统或经验中获得依据，从而顿悟，从而得出一个终极性结论，自己亦变得浑身轻盈、舒泰——“雨过天晴的某一天，阿巴刚刚摆脱关于鬼魂的执念，平静的喜悦像是小菜园里的青苗在心中滋长的时候，他听到了杜鹃鸟在森林里悠长的啼叫”；祭师运用的是逻辑推理。准确地说，是祭师背后施以操控的叙述者运用了一种逻辑推理，把先前从大祭师那里受到的点化加以知识化、理论化、系统化了：人死了，会变为鬼；鬼之存在，则有时间限制，过一段时间后，一定会化为泥土；然后，一切统归“大化”，变成了零。何谓“大化”？第八章开始部分，祭师对另一个人物说道，大化是一种“存在”，“是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是“岩石，岩石上的苔藓；水，水中鱼和荇草；山，山上的雪和树；树，树上的鸟和巢；光，放射出来的光和暗藏着的光；人，人的身和心……都在，都不在。鬼魂寄存身于它们中间，恶的不也就变善了吗？”
这似乎是小说提供的重要精髓，否则，叙述者亦不至于用相当笔墨描写祭师终获解脱的轻快、愉悦心情。其实，这根本算不得多么新鲜的发现。小说叙述者真正可能要传达的意图，则是用这种常识来证明：既然人死如灯灭，终究化为尘土，一阵风过处，大地上一片白茫茫；那么，只要是死人——不管他是怎样死掉的，是病死的，横死的，暴死的，哪怕有惊恐、惶惑，哪怕有怨气、怒气，哪怕有着种种死不瞑目的倒霉冤屈，也应一并消失了，万勿想不开想不通不愿走因而给生者造成不便，就像老祭师所说的，“那么多散不开的怨气，对活人不好嘛”。
人死灯灭，这种常识不是不可以讲述，人人皆知却未必人人甘愿于心的道理，正须时时讲上一讲，以破迷释惑。但是，对着那些遇难者、对着那些屈死者去讲述，直接地说，去给死人讲大道理，“这个世界上，什么不好的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则显然属不近情理、大言不惭，令人觉得这个叙述者，实在是一个忍人。
现在也可以再做出另一个判断，《云中记》描述的祭祀仪式，不是安慰，不是纪念，不是轻抚那种永远刻在生者心头的伤痛；而是劝说，而是劝解，甚至威胁——上引文字中，祭师对死人说，如果不早早化作泥土，不早早消尽怨气，不早早地化成空气，云中村迟早有一天会消失，到那时候再也无人来施食、来安慰了，你们便做了佛教地狱中的永久饿鬼了。
祭师回到云中村半年多时间里，不见得天天照顾、安抚鬼魂，三十六户人家，这是村庄的总户数，一天一家，一月多的时间足够做完事了。剩余的时间里，祭师基本上是在思考人生及死亡哲学问题，也就是叙述者借助祭师形象，传达出他自己的思考，最终给出了一个看上去近乎于完美的哲学方子。
这应是《云中记》的真正意图，它开出的药方，确实有些无情和残忍。
似乎是欲罢不能，小说中有两个细节，又强化了此意图。
一是云中村的地理位置。它位于“滑坡体”了，地震时村子后面便出现了一条宽大裂缝，震后由地质工作者实地考察，结论是不可更改的，命运是不可逆的：云中村将会在不久的某一天山体滑坡，整体落入江水中。小说以大幅笔墨描写了此情节，结尾时果然滑坡了。早已下了决心要与村子一同消亡的祭师，当感受到大地震动时，心中变得“狂喜”，差点高喊一声“飞起来了”：
但他没有喊，他早就告诉自己在这一刻来临的时候，要看见要记住。他确实看到了一些房子的废墟整个地跑到了他的前面。看到马像浮在水上一样漂离了他，和某家人院子里的一棵翻拂着经霜红叶的梨树一起沉了下去，脱离了他的视线。这时，他还有一个念想，要看看会不会有鬼魂出现。亲人的鬼魂，亲戚的鬼魂，乡亲的鬼魂。但是，他们都没有出现。那些房屋的废墟从眼前消失时，腾起一片淡淡的尘烟。
祭师于灭亡之际还想着看一看是不是有鬼魂出现，并且于此危急时刻提醒自己，不仅要看见，而且还要“记住”看见的情景，这种淡定的心情，这种奇怪的念头，这种超乎了常理的自我期许，其实还是叙述者的控制，再度向读者证明了，世上并无鬼魂，即使真有，也应快快消失。借助祭师这个木偶之口，叙述者念咒语般说道：
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大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唉，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鼓捣，从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大地稍稍动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
这段咒语般的话语中，意思是显豁的：死者勿要怪罪任何人，要怪就怪自己命不好，怪自己倒霉，怪自己恰在那个时间点上被砸死了、被埋在废墟里，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前定，命里注定的躲不过去。村子原本就建在滑坡体上，必然要消失；大地伸了一下腰，谁让人们在它上面瞎鼓捣。大地没有什么罪过，这不是它的错；倘非要说谁错，错还是在死人。所以，死难者领受属于自己的那份死亡，与天地无干，与他人更属两无相干。
与这一点相关的，还有祭师当发电员时遭遇的一场灾难——电站位于滑坡体上，某一天山坡滑入江中，祭师于睡梦中身陷泥水和沙石中间。连叙述者都觉吃惊的是，祭师毫发无损，但也付出了代价，他成了一个傻子，而且，一傻便是十年。初读这部小说时，心中颇为作品的立意和结构点赞：一个祭师为废弃家园中的鬼魂做法事，没有多少事情可写，看似无事可写的作品，恰恰给自己立了一个高度，设了一个难度，作家有期许，读者有期待。但是，读至第二章时，已觉出作品整体框架系两条线索串联情节，把过去和当下连接起来，否则，寻找鬼魂和做法事，这点事情不足以支撑一部长篇。难度降低了，结构毕竟还算匀称——当下的废弃情景，与震前村庄的美丽、安宁、祥和，应成为一个隐形结构。叙述者提供一种想象图景，读者亦当容许有自己的阅读期待，铺陈村庄的美丽安宁，反衬灾难的程度，这是读者最低限度的想象。但是叙事进程所显示的，与一种应有的期待相反，比如，小说以较多篇幅描写祭师成了一个傻子，变傻后行为怪异，常常在雷雨天上山，藏身在一个山洞里，生上一堆火，“看天边蜿蜒的闪电”。这个细节让人不得不多想一想，在一个整体的情节发展中，细节变异当依循着其内在理路，一个傻子，傻要傻得有道理。受泥石流冲荡击打，器官损伤，精神失常，这是生理意义上的理由，用不着多说；从小说形象意义一面审视，人物之傻喻示着什么？是一种象征吗？象征什么？小说第四章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祭师意识回归的那一刻，“脑子里有什么声音在响，那是什么东西在崩裂”，然后，他看到屋子墙壁上的领袖像不见了，代之以一个神龛；还有母亲、妹妹以及一个从未见过的婴儿也就是其外甥的照片。傻了十年，意识正常后方知悉母亲死了，多了一个不知乃父为何人的外甥，如此而已。小说相当煽情地写了祭师的泪水，“阿巴回到火塘边坐下，泪水奔涌而出。他尽量不要让自己哭出声来。他端起茶碗，把茶水和哭声一起咽进肚子里，泪水从脸腮上滑下来，滑向嘴角，阿巴从茶水中尝到了咸咸的泪水的味道”。十年之傻，只是换来一脸腮的泪水，叙事、描写上的大方以至于奢侈，一至于此。
在一个设计过大、过宽的叙事框架内，叙述者只好填进去一些水分较多的事件，只要结构匀称，不惜形体肥胖虚肿。或许这种说法对叙述者不公平，他要表达一个更深层次的意涵，也未可知。但作为读者，在不了解此傻子形象时，必然会联想到彼傻子，即《尘埃落定》中的那个傻子。作家重复自己，往往出于无意识，因为那是他最得意的手笔。《尘埃落定》里的那个傻子、白痴，也是文本的主要叙述者，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颇为好玩的一个人物形象。还有《云中计》里关于罂粟的描写，亦属重复了《尘埃落定》的细节。
主题方面的单一、拘束，自然会产生一种限制。祭师之成为傻子，此情节虽不可解，将诸种因素连接起来，文本的意涵还是明确的。小说写道，曾当过发电员的祭师和水电站一同滑落入江中，这一次小灾难是不久后即将发生的大难的“预演”，“那次滑坡的发生，水电站的消失，正是即将发生的云中村大滑坡的预演。一个提醒，一个来自大地的警告”。此主题在小说中是一以贯之的，逐渐强化的——大灾难之前，自然界已经发出了种种警告，只因人们的愚钝和有欠机敏，最后陷入毁灭，委实不能怨天尤人。
二是第五章关于云中村来历的故事。据说，本村原为土著矮脚人的地盘，后来成了山神的三兄弟率领本族人马，荡平了村庄，占领了他们的土地。矮脚人捧出黄金和取火的石英石，作为活命条件，遭到了拒绝。祭师自述以往祭山时，心里满是骄傲，如今村子要消失了，由此及彼，想及此便“横生哀怜之情”。从现实经验角度看去，云中村之被难，与其历史无关，可叙述者特意将传说挑出来，或许还是在于建立一种逻辑联系：村子现在遭受的是天灾，村子原住民遭受的可是人祸；遭了人祸的被灭绝了，遭了天灾的还能躲得过吗？两相一比照，一报还一报，扯平了，还真没啥可抱怨的。
不知可否说，《云中记》的叙述者情怀出了问题，他的哲学思考否定了他的现实关怀。情怀一旦出了问题，观念上相应也出现了各种变异，因而无论写什么，说什么，处处矛盾、对立，且显出无可弥补的漏洞。第十章写到了一个喜爱舞蹈的小姑娘，在地震中失去一条腿，数年后也来到废墟上。叙述者用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他知道，作为读者，我们也知道：小女孩与一家公司已签约，要把她包装成一个经历了大震的身残志坚的舞者。此次回家，首先了却姑娘心愿，其次亦为下次参加舞蹈大赛准备“一个绝对催人泪下的故事”。摄制组悄然隐在姑娘身后，头顶上则是一架无人机跟踪拍摄。显然，叙述者难以认可此种消费苦难的行为，语调、节奏中充满了批判意味。拿他人苦难博人眼球，获得利益，道德有亏。但同时，小说还描写了一个细节，也是通过叙述者的视角，奇怪的是，这时候叙述者似乎忘了他的这一视角，他不知道，可作为读者的我们，却知道。小姑娘此番前来，是为了完成舞蹈动作，寻找一种艺术感觉，她设置的时间开始点与时间段，正是大震发生的“那个时刻”：
当那个时间点来到的时候，姑娘并没有看放在地上的手机，她身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在那个时间点上被触发了。她扔掉了拐杖，用一只腿支撑着身体，开始舞蹈。那不是阿巴熟悉的云中村的土风舞，每一个动作都代代相传。姑娘身体的扭动不是因为欢快，不是因为虔诚，而是愤怒、惊恐，是绝望的挣扎。身体向左，够不到什么。向右，向前，也够不到什么。手向上，上面一片虚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攀援。单腿起跳，再起跳，还是够不到什么。于是，身体震颤；于是，身体弯曲，以至紧紧蜷缩。双手紧抱自己，向着里面！里面是什么？温暖？里面有什么？明亮？那舞蹈也不过两分钟时间，只比当年惊天动地的毁灭长了不到一分钟时间，姑娘已经泪流满面，热汗和着泪水涔涔而下。
此细节描写虽非多么新颖别致，也足够让读者心动，尤其那几个模拟灾难情景的动作，形象，逼真，令人回味。这一个无声的舞者，那两个肃默的观看者，加上脚下依然残破的土地，即为一幅生动的图画。舞者陶醉了，叙述者也陶醉了，读者于此时亦不由得致以肃然敬意。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于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悲哀氛围中，那个把自己都感动得满面泪水的女孩突然喊叫起来了，殊出人意料之外：
姑娘把嘴凑向水袋，又大喝了一口。不等把气喘匀了，举起双手喊：我升华了，我升华了！
阿巴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
云丹也不懂。
躺在地上的姑娘显得虚弱不堪，眼角挂着泪水，她还在说：我升华了！我找到排练厅里找不到的感觉了！
姑娘陶醉于自己的感觉中，尚属情有可原；叙述者陶醉于此情景中，倘若还没有陶醉到糊涂地步，至少可延长与读者一同分享的美感。恰是那个无处不在、时时干预的叙述者破坏了情景的内在机制，强行地将姑娘当成了一个木偶，代她喊出“升华了”一句，使一种本应肃穆的氛围显得轻薄可笑。祭师成了一木偶，因而他祭鬼时，心中不信鬼存在；姑娘成了一木偶，因而她舞蹈时，心中只有她自己。
《云中记》只有木偶活动，没有成功的艺术形象。
大体上可以判定：《云中记》试着碰触了一个巨大的创口，只能证明它具有创作上的勇气和胆量。《云中记》的叙述者是否本身体验到一种同样巨大的痛感，不得而知，亦无从得知；所可知者，他想抚平一种痛苦，却是运用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哲学，而非艺术的方式。艺术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力量；时光终会抹平一切苦难，但艺术，它会把苦难艺术化、形象化，存留于生者的心底，以为永久的纪念。因为，抚慰死者的最好方式是纪念，是记住他们，而非一个劲地保证死了便一了百了，无须记挂，最后彻彻底底忘了他们，忘了亦非罪。在这一点上，艺术的内在力量与《云中记》所秉持的哲学，正相反对，它使这部作品中的犹疑、矛盾和那种精致的虚伪显露无遗。
【注释】
[1]阿来《云中记》，原载于《十月》2019年第1期，同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