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评价《刘心武研究资料》一书时，程光炜引用了刘心武本人回忆《班主任》写作背景的文字，刘心武说这篇小说“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在中学十多年的生活积累，因而是“真情实感的产物”。程光炜接着评论道，读了刘心武的这些讲述，让人们更加理解了作家及其作品，“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能让人们“重温并回到了那个朴素的年代”。同时，程光炜着重强调了，在当下“娱乐消费意识成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班主任》则更显示了它的“意义”，“大家才又怀念起《班主任》的年代，进而希望重新发掘它的那些没有被意识形态化的价值”。[5]
已有的文学史实证明，事情不尽如刘心武所说的那样。
据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记载，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抓科学、教育工作，提出了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等思想观点。作为处在时代“潮头”的刊物《人民文学》，在当时可谓“闻风而动”，编辑们策划要以小说、报告文学等形式“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第一要物色合适的作者，第二要物色合适的采写对象。最后想到了曾数次被退稿的、其时还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教书的刘心武，编辑将他们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不久，刘便拿来一篇名为《班主任》的作品，“立即在编辑部范围内引起了震动”[6]。可见，这篇小说并不像作者本人所说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十年中学教学生活的结晶，而是典型的命题作文，是主题先行的小说——用极其笨拙的、仍未脱离“文革”文学的模式，图解了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主题。小说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引起四面八方的反响、赞誉，真正的“秘诀”在于，它被当作工具碰触了被压抑太久的时代愿望——把搞乱了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重新摆正，把颠倒了的历史再度颠倒过来。它的成功，就在于政治正确性；它的价值，亦在于高度的“意识形态化”。1977—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评委会上，孙犁先生直率地说，“《班主任》政治上很好，但艺术上不成熟，写得枝枝蔓蔓”[7]。孙犁先生作为一个历史的亲历者，作为当时时代见证者，作为文学界前辈，他对这篇小说的看法，为不刊之论。
《班主任》本身不值得议论。它未脱“文革”时期文学模式，与具有崭新精神面貌的新时期文学根本不同调。它有一个至今还未被认识到的巨大漏洞——把一个中学生写得面目可憎、顽钝不化，无非套用了现成模式，即过去是“臭老九”坏透了，现在则轮到学生该受教育了，与正在发生着的现实无关。实际情况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新时期伊始，那些左得荒谬、坏到无药可医的，正是成年人；那些构成改革开放阻力、还想停留在阶级斗争年月的，正是成年人。在每一次转型时期，远远地走在成年人前面的，多是年轻人。至于程光炜所说，在“娱乐消费意识成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阅读《班主任》让人怀念一个“朴素的年代”，并会发现《班主任》的意义和价值，则让人殊难理解。有那么多好作品可供选择，为何要读无艺术性可言的《班主任》？药方可能开对了，药却抓错了。比起作品中那种还残留着阶级斗争余绪、动辄剑拔弩张的年月，娱乐消费的社会才真正提供了一个精神丰富、价值多元的空间。
《班主任》在当代文学中占据了一个不应属于它的位置。现在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文学史教材，一提起新时期文学，似乎不谈《班主任》便无从说起。“鱼目”能够混珠，这在文学、人文领域，反而多见。但是，当代文学毕竟还是有一些批评家，就像程光炜所说同时也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把《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文学“肇端”的标志性文本，是大成问题的。这个人，就是批评家李敬泽先生。2009年，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短篇小说卷》所作导言中，李敬泽说，在通行的文学史叙事中，把《班主任》《伤痕》当成开端性作品，已经“形成了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般知识”；这两部作品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是由于其“新闻与事件”性质，而非文学经验：
但新闻与事件不等于生活，文学的新闻和事件同样不等于真实生成的文学经验。现在是2009年，三十一年后重读“伤痕文学”的两篇代表性作品，以“同情的理解”，我能够领会它们在那个时代的勇气和诚挚，也能够理解作者如何受制于那个时代的精神视野；但《班主任》和《伤痕》作为政治文本的意义远超过它们作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在文学上，它们并未开辟未来，而仍然停留在过去。“文革”式的文学逻辑支配着伤痕累累的写作者们，政治指向已经调转，戏剧中的角色已经更换，但小说家所操持的语言、他与语言的关系、他与世界的关系，仍然处于“作者已死”的状态——法国的后现代“革命”理想在中国的前现代“革命”中得到了完美和绝对的实现。
新时期文学发端性作品，或小说解冻的标志性作品，李敬泽令人信服地指出，是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它的主题是“我”与“我的人民”，但“人民”在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先验范畴，而是作家个人情感及经验“体认和选择的结果”：
由此，张承志确证“我”在——我思故我在，一种笛卡儿式的命题成为文学的解冻剂，“我”的声音从宏大历史和人群中区别出来，它不仅是一个人称、一只书写的手，它成为主体，文学由此与生命、与世界和语言重新建立直接的关系。如果上帝在的话，那么他也有待于个人的独自寻求，这在1978年无疑是一次革命，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未领会此事的革命性。[8]
2009年距今又是将近十年时间了，李敬泽的看法和观点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亦未影响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但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最终将会走到这个人所指向的那个开端。